今天给各位分享红色文化调研报告十篇的知识，其中也会对使学员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两个了解、三个选择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体会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本文导读目录：
1、红色文化调研报告十篇
2、红山文化十篇
3、牧古说古珠第十六篇-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珠子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yihan125”为你整理了这篇关于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的调研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枞阳县政协办公室编印
关于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的调研报告
一、基本情况
我县主要革命遗址共有60处，主要分布在环白荡湖的横埠、汤沟、藕山、会宫、浮山等乡镇，枞阳镇，三公山周边、钱桥镇等地也相对集中。目前纳入省保2处（渡江指挥部、浮山中学“中大楼”），市保3处（章逐明、陈雪吾、黄彬烈士墓，另有李光炯墓、房秩五墓也是市保，属其他遗址），县保1处（渡江烈士纪念塔，指原在旗山小学附近的，不是现在的枞阳烈士陵园）。
今年拟公布第四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安庆中心县委八县联席会议旧址、枞阳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活动旧址（章伯钧故居）、黄镇故居、三公山抗日活动旧址、桐南新四军抗日活动旧址、桐南游击中队中队部旧址、渡江战役枞阳起渡点、童长荣故居等。
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红色文化遗址开发难度较大。我县红色文化遗址分布点多线散，很不集中，大多横跨几个乡镇，有些在深山老林里，集中连片开发利用难度大。
（二）红色文化资源深度挖掘不够。红色文化景点内部展陈都十分简易，没有利用现代化声光电手段，讲解水平普遍不高，没有红色精神、红色故事、红色歌谣等红色文化衍生的产品，没有形成红色文化资源品牌。
（三）文物保护专项经费短缺。我县没有设立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大多数红色文化遗址包括枞阳烈士陵园目前都不是县以上保护单位，没有得到及时修缮保护，破损严重。少数列入保护范围之内的红色文化遗址，每年的维修管理费用离实际需要差距很大，仅停留在“防止危房倒塌、补漏、加固”等敲敲打打的非专业水平上。
（四）文物保护专业人才缺乏。红色文化遗址保护是一项是特殊性、专业性较强的工作。目前，我县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工作主要由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但人员编制严重不足，缺乏文物保护、遗址修复的专业人才。
三、对策和建议
全县上下要严格按照提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的要求，紧紧抓住枞阳获评全国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片区和编制“十四五”规划的机遇，深入发掘我县红色文化内涵，认真做好红色历史研究、红色资源开发、红色基因传承、红色文化发展、红色旅游振兴等一系列工作，切实为推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为此建议：
（一）加强领导，夯实红色文化传承保护责任。建议成立红色文化传承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建立工作调度机制，把工作真正的抓起来、动起来。要按照“重要优先、抢救优先”的指导思想，科学编制县域红色旧址保护工作方案，及时抢救修缮章家大屋、黄镇故居、八县联席会议旧址等“摇摇欲坠、亟待保护”的重要红色旧址。要科学谋划红色旅游，列入全县“十四五”规划，将一个个重要的革命文物点，串成红色旅游线、红色旅游区。要将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纳入乡镇综合目标考核，明确各乡镇政府任务清单，借鉴“河长制”“林长制”成功经验，将各红色旧址保护“包点”到各级干部。
（二）打造品牌，加大红色文化传承保护力度。一是打造环白荡湖红色旅游圈。兴建环白荡湖公路，改变交通不便状况，把横埠、汤沟、藕山、会宫、浮山等红色旅游点串联起来，重建山镇桐南区抗日民主政府、桐南游击中队部、中共桐庐县委机关、浮山农民运动讲习所等红色遗址，修缮章逐明、张舜卿、张孟卿等烈士墓，环湖精心打造一批党史党性教育基地和廉政教育基地。二是重建重点红色文化遗址。选择中共桐城直属支部成立遗址、童长荣陈列馆（纪念馆）、八县联席会议旧址、育才小学平民教育促进会遗址等重点红色文化遗址进行重建，同时邀请省内外专家，组建专门的团队，高起点、高定位、高标准，量身打造一批高品位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点。三是着力实施城乡红色提升工程。重点围绕三公山旅游、上码头建设、道路命名、雕塑设计等相关内容，进一步注入和突出城乡红色元素，使“红色基因、革命文化”体现在城乡建设方方面面，充分发挥其潜移默化、资政育人的积极作用。
红色文化调研报告篇2
研究色彩在报刊等传统纸质媒体传播中的作用，不仅是为顺应时代潮流，更是为了解决报刊的生存问题。继而谋求更大的发展。
色彩对增加报刊封面冲击力的作用
当今的报刊市场精彩纷呈，街头报刊亭中的各类报纸杂志琳琅满目，给了读者极大的选择余地。面对琳琅满目的各类报刊，读者的注意力显得既十分有限又游离不定。是否能让读者产生购买欲，取决于报刊对读者眼球的吸引程度。而读者首先要接触到的就是报刊的封面。尤其是对于那些刚刚走上市场，还没有忠诚读者的新创媒体。杂志圈有一句“五步三秒”的行话。“五步”就是指你的杂志挂在报刊亭上，读者在五步之遥就能够从几十种不同的杂志封面中发现它。而“三秒”则是读者拿起你的杂志之后。仅仅通过封面上提供的信息就能在三秒钟之内决定购买。要想达到“五步三秒”。关键在于利用杂志封面最大限度地获取目标读者的注意力。如果报刊封面不能从众多同台亮相的杂志中脱颖而出，快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无论其内容再丰富、编写质量再高、可读性再强，也很容易被读者忽略。因此，报刊尤其是杂志封面对读者产生的第一视觉冲击和第一阅读欲望就更为重要，被视为报刊的生命。也极大地影响着受众的购买欲望。
要实现报纸杂志的封面能对读者产生震撼的视觉冲击，进而引起读者的注意，合理运用色彩是关键。
读者接触报刊封面，一般是远看图，近看字。“远看图”指的是读者在“五步之遥”，能看到的是杂志封面的图片和色彩。“近看字”指的是读者的注意力被吸引。拿起报刊，在“三秒之内”去阅读吸引其注意力的文字。此时吸引读者眼球的主要是封面上的文字，即刊名和导读标题。这一阶段在读者的购买决策层面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报刊封面的视觉化冲击要靠图片(包括线条)、文字、色彩这三大要素来实现。那么，报刊封面应该怎样运用这三大要素才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呢?
要实现报刊封面的视觉化冲击，对图片的选择至关重要。若要产生视觉冲击力，在使用图片上，要提倡“破格用图”，强调对抢眼的图片不拘一格用大、用足、用活，追求一种震撼的效果。大图面积注目程度高，感染力强，容易产生视觉震撼力，能在瞬间迅速传达其内涵。使人过目难忘。
配合图片，色彩处理也是封面设计的重要一环。若要产生视觉冲击的效果，在色彩处理上须强调单色铺底、对比强烈，以期产生夺目、炫目的效果。单色铺底。即用单一色彩铺满整个版面做底，在此基础上再配图配字。这种处理方法会使杂志的封面显得大气、炫目、有品格、有风骨。同时，就是色彩的对比要求强烈，这里所谓的对比包括色相、纯度、明度对比。在封面色彩设计中仔细把握明度、纯度、色相的关系，以期提高报刊封面的视觉冲击力，从而产生夺目的效果。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区发生特大地震。一时间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的目光都向四川汶川聚焦。各个媒体也都把关注的焦点投向汶川，关于汶川地震的消息、抗震救灾的进度报道占据着各个媒体的大幅版面和重要位置。面对这次特大灾难，一些报刊反应及时。在地震的第二天，就将报刊的颜色淡化。将红报头改为黑色，所有的图片用黑白色，以示对灾区受难同胞的哀悼。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中国国务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在这3天里，全国所有的报刊只有一个色调，就是黑色。一些报纸在封面版，用大幅的黑白照片，诸如“汶川”、“8级”、“抗震救灾”等均用大号的黑色字体。让读者感受到了一种震撼的力量。
而在喜庆的日子和有特别盛典的日子，报刊的主色调就会是大红色的暖色调。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是中华民族的大事。从奥运圣火的传递。到奥运会开幕式的精彩演出，再到奥运会的精彩闭幕，各大报刊将大红的色调一用再用，充分展示着中国人民的喜悦之情。奥运圣火所到之处，一片红的世界。报刊对这些图片的处理，也多选用红彤彤的场面，给读者极强的视觉冲击。
标题色彩要突出和谐美
和谐的色彩会使人的视觉产生愉悦感，更会使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愉悦感，从而得到身心放松和精神升华。
在报刊版面设计中，标题、正文、图片、刊头等版面要素的色彩运用都要注意色彩和谐的问题。尤其是标题色彩的运用，必须充分注意运用的色彩要与正文内容搭配，看色彩的视觉效果、情感效果、象征效果与正文是否相符。色彩的合理运用，能在版面上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整个版面充满灵气，引人注意。
在报刊标题设计中，遇到特大灾难，或者领导人去世、发生战争这样的新闻报道，在标题的色彩运用上，就不能用红色等暖色调，只能用大黑的颜色和庄重的字体。而在喜庆的日子或全国人民的重大节日，为了烘托气氛，在标题的色彩运用上，就可以大量使用象征胜利、表现喜庆的红色等暖色调。
色彩的搭配有3种常见形式：一是同色系颜色的搭配，即在版面上用同一色系的色彩，仅在色彩的明度、纯度上作相应变化，如青绿、蓝绿、蓝同属中性色系，红、橙、橙黄、黄属暖色系。这些同色系的色彩相配是比较和谐统一的。二是相邻色的搭配，亦即使用色环上相邻近的颜色或使用明度、纯度相近的色彩，如黄与绿、蓝与紫的搭配。这类相邻色搭配起来，明度与纯度较为相近，给人的视觉感受相对较和谐统一。三是补色搭配。在12种色相环中直径相对的两种颜色是互补色，如红与绿、黄与紫、蓝与橙。这些互补色按一定比例搭配在一起，对比很鲜明。
色彩在广告设计中的运用
现代平面广告设计是由色彩、图形、文案三大要素构成的。图形和文案都离不开色彩的表现，色彩传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第一位的。表现力很强的色彩运用，是使广告产生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的重要前提。
马克思曾说过：“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由此可见色彩对人的影响力，它已成为现代广告设计中最重要的情意表达手段。
色彩在广告设计中的功能价值体现在鲜明性、认识性、写真性、情感性、审美性等方面。鲜艳亮丽的色彩有助于广告增大其注意力的价值，给人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在现代广告设计中运用现代社会适当的色彩，可以吸引或愉悦消费者的眼睛，使人们加深对广告的印象留存。
色彩能影响人的情绪，广告作品中的
色彩运用会给人以甜、酸、苦、辣的味觉感。平面广告设计中的色彩运用，会使其产生广告的总体效果，从而把广告中所要传达的信息，能够快捷、完整地传达给受众。发挥出广告的重要作用。
色彩能强化广告中文字的宣传效果，一幅广告包括有很多因素，文字和语言能够更直接地传达某些信息，但色彩有时比文字更能生动地表现出主题内容的形象、质感和量感。广告中的形象通过色彩能够被真实地表现出来，促使广大受众对广告中所宣传的内容产生信任感和好感。借助色彩的魅力就可以达到广告主题的作用和目的。
色彩可以强化广告中象征的宣传效果。色彩在广告设计中独到的象征作用，已受到越来越多设计师的重视。在广告中，文字和形象是主要的宣传内容，但色彩的融入更能强化象征的宣传效果。无论何种色彩都可以影响到人们的感觉、知觉、记忆、联想和情绪等生理和心理过程，能产生特定的心理作用，如冷暖、轻重、远近、强弱、动与静、华丽与朴素等，某些特定的色彩对应着不同的心理反应，也具备着不同的象征意义。好的广告也正是利用色彩的情感象征来影响人们的心理活动，通过广告主体内容独特的色彩语言，使受众更易辨识和产生亲近感，从而达到广告的宣传作用。
广告色彩对人们的生理感觉也产生很大影响，如冷暖感、胀缩感、进退感、软硬轻重感、兴奋沉静感等。在不同的广告中要分别注重各方面的感觉，这会影响人们对广告的第一印象，这种印象将对广告的总体感觉产生重要的影响。要充分展现色彩的魅力，表现广告的主题和创意，设计师首先必须认真分析研究色彩的各种因素。在色彩配置中，设计师要把握好色彩的冷暖对比、明暗对比、纯度对比、面积对比、混合调和、面积调和、明度调和、色相调和、倾向调和等。调查表明，色彩能刺激人的视觉神经，绚丽多彩的画面更富有吸引力。在色相上，黑色背景上的黄色比其他色彩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不同的色彩和色调，可以表达出人们不同的情感，所以，设计师在设计时必须有目的地选择色彩。例如，红色是色谱中最鲜明、最生动、最热烈的颜色。在老百姓那里，它成为驱灾避邪、大喜大庆的象征；到政治家那里，则成为革命、胜利的标志。黄色是所有色彩中明度最高的色彩。具有轻快、辉煌、透明、活泼、光明、希望、功名、健康等特征。黄色表示土地，黄色象征权力。绿色是大自然植物之颜色，是生命之色、希望之色，绿色在世界范围内象征和平、安全。
红色文化调研报告篇3
关键词：苏区出版事业 研究现状 主要观点 研究的未来出路
自从严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于1983年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以来，苏区出版事业的发展始末及其细节的研究便有了良好的开端，熊向东《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于1994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对苏区出版研究的又一有益补充。时隔数载，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研究文章，它们针对中央苏区、湘赣苏区、川陕苏区的出版事业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探究，这些文章总计有20余篇，主要分析了苏区的出版业整体面貌、苏区的报刊业、苏区的图书业、苏区的第一个出版机构或报刊等基本情况。
一、苏区的出版业整体面貌
帅雨发《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工作的启示与思考》梳理了4条苏区新闻出版工作的成功经验：(1)明确的方针和任务；(2)依靠群众办报；(3)精简的新闻出版体制和经营机制；(4)体现市场经济特点的经营方式。这项研究在史料翔实的基础上有了明确的归纳，可对当前的新闻出版工作起到一些启示作用。
帅雨发《瑞金苏区出版工作纪实》认为中央出版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新闻出版机构，它具有突出的工作地位、精简的新闻出版体制、明确的工作任务、灵活的经营方式等特征。
毛赣萍《苏区出版业管窥》论述了苏区出版业的文化底蕴、苏区出版业的兴衰、苏区出版物的内容与特点、苏区出版业研究的现实意义。认为苏区出版物的品种主要有“布告、宣言、传单、标语、简报、文件、壁报、书籍、教材、译著、报纸、期刊”等，内容则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所有领域，其特点有“鲜明的阶级性，明确的目的性，鲜活的新闻性，极强的针对性”等四个方面。
毛赣萍《简述中央苏区出版业》认为，红色政权下的苏区出版业颇具规模的出版系统和网络，出版了品种多、内容丰富的出版物，而且有与日俱增的发行量：其发展迅猛的原因在于党和对出版业的重视。
周建华《论中央苏区的新闻报刊》认为，中央苏区出版发行的新闻报刊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在全体新闻报刊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充分发挥了红色报刊的巨大作用，主要表现为“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引领人们革命的思想理论，是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重要喉舌，是鼓舞党和人民英勇斗争的光辉记录，是支持革命战争和红色政权的坚强卫士”等四个方面。
唐群、徐恒亮《中央苏区书报刊发行体系及特征》认为，中央苏区的新闻出版事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立了《红色中华》报社、《青年实话》报社、《红星报》社、红色中华“新闻台”等新闻媒体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出版局、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出版科等出版机构，发行了《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报刊，出版了大量书籍，这些书报刊对党在中央苏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还分析了中央苏区书报刊发行体系的特征，即“重视广告宣传，以官方发行为主，针对性很强”。
二、苏区的报刊业
杨敏《江西苏区报刊通讯员网的建设》认为，各级党组织重视和支持报刊通讯员队伍建设，各级报刊编辑部本身亦重视通讯员网的建设，设有专人或专门机构负责采取措施培养通讯员，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写作水平并制定通讯员条例，以稳定通讯员队伍，这是江西各苏区报刊业能如此欣欣向荣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尚通《川陕苏区报刊文献、石刻标语的作用、现状及保护》认为川陕苏区的报刊文献和石刻标语在历史上的作用功不可没，由于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这些文物的现状令人担忧，其保护、抢救工作迫在眉睫；文章评价了川陕苏区革命文物的历史作用，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就如何收集、开发、保护文物工作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陈青娇等人撰写的《中央苏区报刊研究》从报刊创刊年度分布、报刊系统分布以及报刊类别分布等方面展开分析，并对中央苏区出版的155种报刊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它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初兴阶段(1927年-1930年)和发展阶段(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1931年-1934年)，它由“中央报刊系统、省级报刊系统、特委报刊系统、县级报刊系统”等4个不同等级的报刊子系统所组成，而且以政治、军事和社会科学总论类的报刊为主。
邓春玉、龙小玲《江西苏区报刊变化探讨》以江西苏区出版的220种报刊为依据，对江西苏区报刊的名称、出版机构、出版周期、刊期、开本、印刷形式、停刊、复刊与终刊等变化情况进行了探讨。认为它主要表现为“报刊更名，出版机构变化，出版周期变化，刊期变化，开本变化。印刷形式变化，停刊又复刊，终刊”等七个方面，从而开辟了纵向观察苏区报刊变化的理论新方向。
陈青娇《湘赣苏区报刊研究》认为湘赣苏区报刊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初兴阶段(1930年)和发展阶段(1931年-1934年)，它由省级报刊系统、特委报刊系统、县级报刊系统等三方面组成，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是其特征之一，其特色有“报刊的宣传与革命战争紧密联系；文章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刊物开本小型，大都是32开本和64开本，易携带保管；限于当时印刷设备、经费、发行等条件，大多刊物印刷的数量较少”等方面。
马一凡《中央苏区的四大红色报刊》认为从1929年到1935年，在江西苏区先后m版的报纸、刊物约有200种。其中《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报》、《斗争》是江西苏区的四大报刊，它们的最高发行量曾达到12万份。文章对这四大报刊的具体出版发行情况进行了纵向扫描与横向归纳。对于丰富苏区报刊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补益作用。
三、苏区的图书业
彭家璋等人的《江西苏区图书出版物研究》对江西苏区出版的542种图书的年度分布、系统分布、类别分布以及各根据地图书分布等方面进行研究与探讨，认为它们分布在76家出版部门。由不同等级的若干图书出版系统组成，即中央一级图书出版系统、苏区地方图书Hj版系统、专业部门图书出版系统、军事部门罔书出版系统，它们大致分为“马列主义著作、著作、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工会建设、共青团建设、政治理论读物、法制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医药卫生”等13类。这些统计分类工作能为后续研究带来查找和取证的便利，为继续探究苏区
图书出版物的整体面貌和具体风貌提供了宏观视野。
彭家璋等人的《江西苏区图书出版物特色初探》认为从1927年lO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到1937年6月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为止。江西苏区时期共出版红色图书500多种，这一历史时期编印出版的红色图书根据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在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体现了苏维埃革命时期鲜明的时代特色。
彭家璋等人的《江西苏区时期红军图书出版物述评》对江西苏区红军出版的168种图书的年度分布、出版部门分布、类别分布等方面进行研究与探讨，认为它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初兴阶段(1929年-1930年)和发展阶段(1931年-1934年)”，并可分为“马列主义著作、著作、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政治理论读物、法制建设、军事建设、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医药卫生”等10类。
曾文君的《从中央苏区红色图书看苏区精神》阐述了苏区精神的重要载体――中央苏区红色图书在宣传求真务实、执政为民、争创第一、廉洁自律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阐发了反对“本本主义”、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执政为民宗旨观念，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开拓精神等苏区精神的现代意义。
四、苏区的第一个出版机构或报刊
陈林《中央苏区第一家出版发行机构――闽西列宁书局》认为闽西列宁书局是中央苏区创办的第一个出版机构，它的建成标志着苏区出版事业步人兴盛时期：书局积极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提高广大红军官兵、干部群众思想觉悟的书籍，为苏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书局的经营方式、出版物的类型都反映了苏区出版事业的特点，均表明了政治与出版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逐一列举了21种闽西列宁书局出版的书报，并将之分为“单行本、报刊、小册子、公告、传单、文件、标语和画像”等类别，为继续深化此类研究提供了资料搜集的极大便利。
刘琳、廖勇勇《中央苏区的第一张报纸：(红色中华报)》认为，创办于1931年12月11日的《红色中华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人民政权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文章分析了该报的发行策略，以及它面向普通群众的办报思路，高度评价了它在“扩红”运动中的卓著功绩。
汤家庆：《黄亚光：苏区出版著作第一人》介绍了黄亚光在1934年出版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的传奇经历，为苏区出版事业的个案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五、苏区出版事业研究的未来趋向
红色文化调研报告篇4
【关键词】红色旅游 产品策略 价格策略 渠道策略 促销策略
一、重庆红色旅游资源概况
重庆红色旅游资源体系丰富，包含了抗战文化资源、陪都文化资源、红岩文化资源等内容，拥有红岩革命纪念馆、白公馆、元帅旧居等较成熟的景区。总体上呈现出品质较极高、都市聚集、分布广泛的特点。
二、重庆红色旅游发展的营销策略
（一）产品策略
（1）将旅游产品由静态变为动态。红色旅游发展的今天，橱窗示的展览早已无法满足游客的需求，景区需要借助其他手段将旅游产品变得更具有参与性与体验性，而将旅游产品由静态变为动态无疑是最好的方法。一是学习国外先进的历史文物展览技术，运用科技手段，使展览更生动的展现到游客眼前，增强趣味性与带入感。二是组织排演一批历史情景剧，如歌乐山烈士陵园就经常表演历史情景剧，使游客仿若深处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就能更好的体会到旅游产品所呈现的文化内涵。
（2）将旅游产品进行组合营销。将旅游产品进行组合营销，特别是注重“红”“绿”“古”这三色旅游资源的有效结合，已成为提升红色旅游市场吸引力的主要营销策略，特别是在满足具有多样化需求的游客方面，有着极佳的效果。如重庆红岩联线的主要景区，本身自然景色已是十分秀美，依托“红岩文化”这一主要旅游产品进行打造，再结合距景区较近的古镇磁器口，这样就实现了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有效结合。组合营销出来的产品就将具备更长久的生命周期，有利于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二）价格策略
（1）门票免费策略。红色旅游承载着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双重任务，而门票免费策略，可以更好的吸引游客，特别是青少年群体自发的前往景区游览参观。所以，现目前重庆红色景区全部实行门票免费制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免费的门票不能降低游客的旅游体验，同样需要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让游客通过红色之旅体会到革命精神的伟大与可贵。
（2）旅游产品需求差异定价策略。 红色旅游主要采用两种形式：①因时间而异。红色旅游虽然不同于传统旅游，但是依然存在自己的明显的淡旺季。每逢纪念日或重大会议召开前后，都会有大量的游客涌入红色景区参观游览。例如重庆每年11.27烈士纪念日期间，各景区游客量都会激增，那么各大景区完全可以根据时间的差异，通过合理的制定旅游产品的销售价格来吸引或调解游客的数量。②因顾客而异。参观红色景区的主要以学校或企事业机关组织的个人或团体居多。对于这批人群，制定定价策略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红色旅游的教育意义，再定价上给予更多的优惠，以鼓励他们的红色旅游出行。而对于一些特殊群体，如烈士亲属，抗战老兵等，需要给予完全的免费，以彰显他们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的贡献。
（三）渠道策略
（1）直接销售为主。重庆红色旅游的游客群体，一般以重庆本地的个人或学校和企业事业单位组织的团队为主。直接销售可以更佳便利的让旅游景区与游客进行交往互动，可以对距离较近游客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
（2）间接销售为辅。当重庆红色旅游的知名度提升后，单一的直接销售渠道已经不能满足本地的红色旅游发展，迫切的需要扩大客源，扩大旅游收入的时候，间接销售就成为一个很好的补充。通过发展本地旅行社，以及与外地旅行社进行紧密的业务合作，红色旅游实现市场的进一步扩展。
（四）促销策略
（1）广告促销。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也是旅游促销中不可缺少的一种促销方式。重庆红色旅游景区完全可以通过广告来影响普通大众，特别是有旅游出行计划的游客的旅游目的地选择。但是，如果只是简单的滥发旅游广告，不仅会导致广告成本高昂，而且还会降低游客的旅游热情。所以，在进行广告促销的时候，也需要有选择有针对性的安排促销手段，控制促销成本。重庆红色旅游景区完全可以对现有的旅游广告种类进行分类来达到合理促销的目的。因为报纸广告的成本相对便宜，且便于保存，所以利用报纸广告用来进行旅游项目，旅游交通类的信息推广，以达到广而告之的目的是最合适的。而在进行红色旅游景区形象宣传的时候，首选电视广告，虽然电视广告费用高昂，但是其强烈的感染力，能更容易打动游客。红色旅游景区完全可以在每年淡季，需要吸引客流量的时候，定期投放。
（2）网络促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信息能够更加容易传播，更加容易被人们所掌握。特别是现在的青年旅游群体，他们更愿意通过网络上的信息，来选择自己的旅游出行安排。红色旅游景区完全可以利用网络促销来做文章，更好的促进旅游产品的推广。比如建立新的或丰富现有的红色旅游网站，通过网络互动性与立体性强的特点，展示景区的风采，介绍景区的活动。甚至能够把一些有吸引力的展点通过网络呈现给潜在客户，以达到吸引游客前来景区参观游览的目的。
三、结语
红色旅游有别于传统的旅游项目，它所打造的旅游路线不仅能用于观光，还能用来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大力弘扬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近年来，重庆旅游业的大力发展也为重庆红色旅游的发展建立了肥沃的土壤，特别是今年是全国红色旅游“三期规划”的启动之年，发展红色旅游必然会得到政策与资金上的大力支持。相信在这样的环境下，重庆红色旅游必将再上一个台阶，迎来灿烂的未来。
参考文献：
[1]何建明.重庆红色旅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思考[J].旅游管理研究， 2011.
[2]周刚.关于红色旅游市场营销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红色文化调研报告篇5
[关键词]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红色文化资源 开放式 研究型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坚守、弘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主要阵地,是大学生思想塑造的重要途径。但在教学活动中,却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前抵触、课中敷衍、课后忘却的现象,思想政治理论课较为缺乏针对性、实效性和长效性,此一问题并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一大问题,而信息充溢、文化多元的网络时代使之尤显突出。如何贴近时代、贴近社会、贴近学生,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模式改革的关键之点。然而,在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改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方法的过程中,重庆所具有的、独特的、以“红岩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资源,以其与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与中国革命史的深厚渊源,无疑对解决“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着巨大的助益。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所形成的伟大精神的载体,是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流,其内容的丰富性、深刻性、科学性,表现形式的生动性、真实性,价值上的导向性、传承性和教化功能,使其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重庆红色文化是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资源类型极其丰富,包括遗迹遗址、展览馆、博物馆、名人故居、陵区陵园、文学艺术作品等多个类型,其中小说《红岩》、歌剧《江姐》等更是深入人心,影响广泛。理应充分利用这一宝贵的地域文化资源,将内涵丰富的红岩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以此对课程的方法、资源、内容、手段和途径等问题进行突破和改革。
要达成上述目标,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红色资源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育教学改革如何相互借重;怎样依托红色资源在课堂与课外、学校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认同与情感之间搭建互通的桥梁;怎样利用、发掘红色文化资源深化理论教学并由情及理、以史论今,提升学生的历史意识与现实意识、问题意识与发展意识,塑造他们的人格与精神,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实效性和长效性;怎样以红色文化为核心汇整多种理论、资源、参与主体、形成有效的合力机制等问题。
重庆交通大学政治思想理论课程组对此进行了近10年的不懈探索,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建立了开放式、研究型教学新模式,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一、依托重庆红色文化资源,构筑校内外、课内外开放式教育教学平台
采用开放式、体验式教学法,以多种实践活动为载体,拓展教学空间。“红岩精神”是重庆最具特色、最具感染力、最为大众所熟知和接受的红色资源。其精神内涵,可以概括为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坚韧顽强的奋斗精神、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克己俭朴的廉洁精神、平等相商的民主精神、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在本质上,“红岩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精神”一样,都是我们党精神宝库中的一份重要遗产,正如郭沫若所说:“瑞金、延安、红岩,在革命斗争中是三位一体”,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为使红色文化精神内化为学生的精神追求,外化为学生的实践行动,增强了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1)重庆交通大学与重庆红岩联线文化研究发展中心建立了长期、稳定的联系,以之作为红色文化教学实践基地,积极开辟红色教育第二课堂;(2)指导学生成立了党支部、红岩团总支、红岩菁英团校等社团组织,加强学习研究与交流,开展了一系列关爱他人、奉献爱心、服务社会的主题活动;(3)将思想政治课教学与专业教学相结合,使二者相互促进,结合学生专业特点成立了红色文化旅游协会,通过学生设计红色旅游路线、编辑出版红色文化刊物,撰写报告、实习日记等方式深化实践教学;(4)成立课外理论学习班,进行“热点问题”专题讲座,指导学生辩论会、演讲会、座谈会等,扩展对学生的教育。抛弃呆板的、单维性灌输式授课,以此拆解学校与社会、课堂与课外、历史与现实的隔障,将社会性要素、物质性要素引入课堂、引入教学内容,以直观、形象的方式,生动、趣味的方法,诉诸感性,以情动人,在真实场景中体验历史与感悟现在,克服了教学空间的狭隘性、封闭性。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自我教育的主体意识,深刻感知革命先辈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坚忍不拔、视死如归的奋斗精神,坚定勇敢、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和浩然正气,这种巨大的感召力和震撼力,有效地形成了由感知――内化――参与――研究逐步升华的实践教育体系。
二、发掘红色文化资源,实施研究型教学,组建“三结合、双互助”的研究型创新团队
以科研促教学,组建教师、学生与基地专家结合,师生互助、学生互助的研究型创新团队。在教师和基地专家指导下,从问题意识、开放意识、探讨意识、分析能力等方面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和研究能力。指导学生撰写读书笔记、调查报告;组织学生举办理论研讨会;指导学生参与科研、撰写并发表研究报告、科研论文等。目前,我们指导的在校学生公开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较好地实现了在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培养学生政治素质、人文素质与研究能力于一体的目标。
三、弘扬红色文化,建立精品课程网站,实现理论教学、网络教学、实践教学与第二课堂活动相结合的教育方式
依托校园网,课题组建成了校内外同行专家公认的水平较高、信息量极为丰富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校级精品课程网站,实现了课堂教学与网络学习相结合。网站中建立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料数据库,开辟了教案课件、教师授课录像、红色文化、实践教学、参考文献、习题精选、人物介绍、学术前沿、热点探讨、影音再现、师生在线交流等栏目,突破了传统的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的时空限制,实现课堂教学、网络教学、实践教学、第二课堂相结合的立体式红色文化教育方式,大大拓展了课堂理论教学的空间;提高了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
四、改革考核方式,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
实现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闭卷考试和开卷考试相结合,基础理论知识测试和发现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评价相结合,把出勤、课堂表现、论文、读书笔记、课外实践、创新能力等都纳入到评价体系中,抛弃死记硬背的考试方法,真正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进头脑、进心灵,实现针对性、实效性和长效性。
五、建立了操作性强、推广性强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合力机制
重庆交通大学从政策支持、师资力量、经费保障、物力支持等方面为该模式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建立了学院+社区、理论课教师+辅导员相结合的教育教学模式,实现了学校、学院、社区、社团、红色文化基地,理论课教师、辅导员、基地专家、学生等多主体、多维度结合,为该方案的实施搭建了坚实平台。
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创建开放式、研究型教育教学新模式的探索,在实践中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1.提升了教学水平,教学效果获得学生广泛好评
将重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教学全过程,采用开放式体验式教学,实效明显。学生乐学好问善思,学习主动性、对教学的满意度明显提高,教师善育善教,教学团队的教学效果优良。
2.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明显提高
课程组充分发挥重庆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作用,加深了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有效地实现了将红色精神内化为学生的精神追求,外化为学生的实践行动,增强了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通过指导学生建立党支部、红岩团总支、参观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阅读红岩书籍、征文比赛,在全校学生范围内开展一系列主题活动,提高了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通过对我校学生问卷调查显示:开展上述活动后学生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满意度、对重庆红色文化的了解和继承、科研创新能力、组织活动的参与、关爱社会的奉献精神等方面均有显著提高。
3.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成立了“学生党建协会”、“中国传统文化交流协会”、“旅游协会”、“新闻协会”等学生社团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主题活动。学生看望孤寡老人、慰问老红军、关爱残疾儿童等,弘扬了传统美德,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了力量。80%的学生参加过看望孤寡老人、慰问老红军、关爱残疾儿童等献爱心的社区服务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弘扬了传统美德,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了力量,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4.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显著增强
实施研究型教学,培养了学生的科研能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参加科研项目,撰写研究报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参加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研究。两年来,有10余人在重庆市“红岩杯”演讲、“挑战杯”等比赛中获奖。
参考文献:
[1]肖应连.大学生民族精神弘扬和培育的文化视野[J].理论界,2008,02.
红色文化调研报告篇6
湖南人民出版社韶山分社从筹备到授牌成立历时3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共同领导。该分社是湖南人民出版社授权范围内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分支机构，也是全国唯一一家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复设立的异地出版分社。
韶山分社将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立足湘潭，遵循着力打造红色图书品牌的总体经营战略和发展思路，以政治理论、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为出书范围，服务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
——《中国新闻出版报》
上海市民阅读报告
逾三成受访者每天读书超半小时
2012年8月13日，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分析报告(2012年度)》，这是上海连续第二年就市民阅读状况组织专门调查并权威报告。报告显示，在网络阅读比例显著上升的情况下，上海市民依然对传统纸质阅读情有独钟。
报告称，86.63%的受访上海市民认同阅读“非常重要”“比较重要”和“越来越重要”。而在首选阅读方式方面，56.69%的上海市民依然青睐“传统(纸质)阅读”。与此同时，32.06%的上海市民首选“网络阅读”，首选“电子终端阅读”的占10.66%。
选择纸质阅读的原因主要与阅读的质量和要求相关。调查显示，近七成受访者认为“纸质阅读”具有最好的阅读效果，超过三成的受访者每天读书超过半小时。与此同时，47.96%的上海市民每天上网时长超过一个小时，网络阅读以其博采信息、搜索便捷、成本低廉的特点日益占据重要地位。
本次调查自2011年11月启动，采用随机抽样和方便抽样相结合的方式，于2012年1月开始在上海全市17个区县范围内发放调查问卷数千份，基本覆盖各个阶层和年龄段。
——《光明日报》
全国少先队启动红领巾阅读推广计划
全国少先队“红领巾阅读推广计划”启动仪式日前在山东青岛举行。活动旨在为少年儿童提供优质文化产品和便捷的文化服务，引导红领巾们在阅读中吸取优秀文化成果。
“红领巾阅读推广计划”由中国少先队事业发展中心、青岛出版集团主办，《少先队小干部》杂志社和青岛出版集团少儿期刊中心承办。本次活动希望通过“红领巾阅读推广计划”的实施，用5年时间，在全国建立5000所红领巾阅读活动示范学校，让阅读这一终生学习能力成为陪伴孩子们成长的最好礼物。
据了解，主办单位将整合各方面资源，向基层少先队组织捐赠红领巾图书角；并组织少先队辅导员、教育工作者、少年儿童工作者等相关人士，开展儿童阅读推广、专家讲座、参观交流等形式多样的公益性阅读推广活动。
——新华网
黑龙江动漫产业基地签约七重点项目
在日前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哈尔滨）青少年动漫周期间，黑龙江动漫产业基地成功签约7个重点产业合作项目，签约项目总金额达3350万元。
这7个重点合作项目为“三角和他的朋友们项目”制作与发行，IDC服务器托管合作项目，云存储、云科技服务项目，手机阅读业务项目，动画片《甜甜圈宝贝》合作播放项目，《鸿门Q宴》游戏研发、升级与运营项目，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合作项目。
——《中国文化报》
《农民画说新疆巨变》出版发行
被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全国“迎接党的十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的《农民画说新疆巨变》， 日前由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以维、汉、哈三种文字出版发行。
这套丛书是阿瓦提县的100多名农民，将身边的变化和在广播、电视里听到和看到的新疆变化，以及自己对党对政府的感激之情、对美好明天的无限憧憬，画成一幅幅油画和水彩画。阿瓦提县文化馆征集了几百幅农民画举办了画展，并得到了前来阿瓦提县调研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的肯定。张春贤评价道：这是出自农民之手、发自农民心声、反映农民心愿、农民最喜闻乐见的作品。
在阿瓦提县文化局的大力支持下，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对这些农民画进行了分类整理，并派出专家指导农民画家对画作进行修改和创作，历时10个月终于出版了这套由维吾尔族农民集体创作的《农民画说新疆巨变》丛书。
——《新疆日报》
湖北公布五大违禁侵权案
收缴出版物450余万册
近日，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公布上半年该省查处的五大违禁、侵权案件。
上半年，湖北省共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450余万册，检查出版物市场、店档摊点1.6万余次，检查印刷复制企业7913家次，取缔关闭无证无照经营门店225个，查办案件176件，其中违禁出版物案件2件，色情23件，侵权盗版105件。
红色文化调研报告篇7
2014年我和文产办的同志一道,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宣传部领导的带领下,按照“文化与旅游相结合，大项目促进大发展”的思路，以项目工作为重点，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协调、服务，推动全市文化产业工作取得长足进展。现将本人一年来思想、履职、廉洁自律等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
认真学习了十八大、十八届四中全会全会精神,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省委九届四次全会,市委四届五次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并认真参加省市组织的各类学习，特别是对文化产业知识的学习。通过学习，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对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文化产业发展的工作措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推进我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良好的工作条件。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坚持做到把自己摆进去，加强学习，广泛听取意见，认真查找问题，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扎实进行整改。活动期间，通过广泛征求部门、县区、群众的意见，领导指出存在的问题，自己对照《党章》、党的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三严三实”、廉洁从政的有关规定，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学习、生活实际，查找了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共查找出“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7条。找到了不足的突出表现，对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剖析，并进行认真整改，目前大部分已整改完毕。
二、认真履行职责，踏实工作，推动我市文化产业工作取得新成效
(一)抓文化创意、拓展产业空间
文化产业又称文化创意产业 ，面对诸多的文化资源、文化要素要转化为产业，核心是创意。
一是2014年6月24――30日，由玉溪市文产办主导，玉溪市博物馆、玉溪日报社主办，玉溪占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了“创意生活 好在玉溪”为主题的 2014首届玉溪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文博会”），成为全省首家举办市级文博会的地区。文博会展地面积达3000平方米左右，汇聚了90多家来自玉溪本土及省内外的参展商，展品涵盖珠宝玉石、动漫、陶瓷、红木、根雕、民间民俗工艺品等，分为动漫视界展区、民间民俗文化展区、陶瓷文化展区、旅游休闲展区、创意生活展区和新媒体科技展区等。文博会参展人员近2.8万人次，成交额达1000万元。
二是助推省工艺美术协会举办云南省金属工艺发展论坛，并协调争取以“传承与创新”为主题的云南首届金属工艺发展论坛在江川县“古滇国城”举行。14名来自国际、国内和省级的工艺大师齐聚江川，共商金属工艺创新发展大计。提升了江川青铜器的名气，提供了许多发展思路，寻找到了许多商机。江川青铜器厂的杨绍华厂长说，通过这次论坛后，我的订单签都签不完。
三是2014年12月5日，在华宁举办“华宁陶.工美杯”拉坯邀请赛，邀请全国从事陶瓷艺术创作人员、陶瓷产品设计师、国内外高校设计专业教师、学生、设计机构人员共50余名陶瓷工艺大师及陶瓷制作爱好者参赛。为国内的陶瓷艺术专家提供一个专业的陶瓷艺术交流展示平台，展现华宁陶艺术领域风采，推动陶艺术家的创业热潮。实现了从“制陶”向“玩陶”的发展，开发了华宁陶的旅游商品和发展陶业工业旅游。
四是与玉溪师院美术学院、传习馆研究，在校地合作，文化产品开发都有了新突破，如青铜器造型、华宁陶文化含量，帽天山古生物与青铜器、陶瓷的结合，走出了一条学校智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新途径。在成功举办“创意花腰傣”大学生毕业作品设计展、“创意帽天山、认识寒武纪”创意活动的基础上，策划了“美丽玉溪、创意江川”创意活动。
五是策划并协调工艺美术大师落户华宁，打造华宁陶大师陶艺村。利用闲置、半闲置场所，接纳高端文化人才与艺术家，发挥大师效应，引进邓红锦、徐秋燕、刘也涵、刘三池等陶艺家，努力使之成为启动文化产业的范例和创新案例，陶艺村内已经发展陶企业（作坊）9家。
(二)抓产业规划 理清发展思路
一是玉溪文化资源丰富，核心文化产业发展缓慢，在调查分析玉溪文化产业发展基础和条件的前提下，市文产办与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共同研究编撰了《玉溪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14—2020）》，并于2014年10月24日，组织完成《规划》结题评审。
二是组织开展《玉溪市发展陶瓷产业（2015--2017）三年行动计划》和《玉溪市发展铜产业（2015--2017）三年行动计划》课题研究，现已完成课题报告。
三是联合省工艺美术协会在认真分析华宁陶、通海民族工艺刀具、通海银饰品、江川铜工艺、通海石雕、新平傣绣，华宁通红甸刺绣等的前提下，提出“2014年至2016年玉溪工艺美术行业发展实施草案”。
四是采取多次实地调研，发放调查表、调查题要等方式，全面了解华宁、易门、玉溪、新平、元江陶瓷产业，撰写“玉溪陶（瓷）产业调研报告”，上报省文产办和市委政府相关部门，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撰写《关于加快陶瓷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并经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实施。
五是完成“云南省特色文化资源普查”玉溪市普查工作，撰写上报《玉溪市特色文化资源普查报告》及各县区《特色文化资源普查报告》，完成相关图片资料收集制作工作。共普查统计特色人文历史文化资源12大项，民族文化资源3大项，山水文化资源4大项，节庆文化资源10大项，民族民间工艺5大项。
六是开展民族文化传承示范村建设经验调研工作，撰写调研报告“守着民族文化有饭吃---新平县平花腰傣花腰傣刺绣工艺品传承发展调查”,被《云南工艺美术》作为经验刊登于2014.1期；撰写“玉溪市‘布’产业发展情况报告”，“ 玉溪市‘布’产业发展调查表”，上报省文产办。
（三）抓文化会展 张显产业活力
一是探索文化产业“走出去”工作。组织华宁陶、易门陶、新平刺绣、峨山刺绣、玉溪窑等28家文化企业，参加“创意云南2014文化产业博览会”，布置46个展位。在文博会工艺美术大师评选中，峨山的肖会玉、李莲英、李绍萍被评为刺绣工艺大师，江川的付云龙被评为石雕工艺大师。在“工美杯”工艺美术精品评选中，我市大师展区获1银、1铜，普通展区获4金、10银、9铜、12优秀的好成绩。峨山彝绣、元江县仆拉土陶制品等多件作品被云南省民族博物馆收藏；在“针尖上的云南刺绣大赛”评选活动中，新平县戛洒平寨村获得“云南十大刺绣名村镇（乡）”荣誉称号，市文产办获得“优秀组织奖”。据不完全统计，展会期间实现销售额110多万元，订单130多万元。
二是组织华宁‘沁心陶艺工坊”、江川“精湛铜艺参加新加坡一年一度的“春到河畔”第28届春节系列文化活动，将玉溪工艺美术品推出国门。展会上，华宁传统绿白釉陶等 700多件展品，仅两天就被抢购一空。江川参展的280多件展品，大部分已售出。新加坡国家电视台对玉溪工艺品展出情况进行了报道。新加坡总理、卫生部部长、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次长等领导和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均参观了华宁陶、江川铜展位。
三是组织华宁县宁州舒氏陶艺有限责任公司、江川铜器工艺制品厂参加第七届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
四是邀请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上海）领导赴玉溪调研考察玉溪文化产业。推荐5家文化企业参加2014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授权交易会，经组委会筛选，玉溪师范学院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云南通海民族银饰制品有限公司、云南江川铜器工艺制品厂、云南玉溪滇鉴陶民族工艺有限责任公司被选中参会。
五是搭建文化平台，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我们与红塔区一道在2013中秋国庆举办大型灯会文化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模式，策划“龙马腾宵﹒花灯流彩”2014年春节大型灯会文化活动，尤其在宣传和推介灯会中，创新文化产品宣传推介方式，除在云南电视台、云南公共频道、云南都市频道、云视机场频道、市区电视台及百色、攀枝花、安顺、FM91.8交通台媒体播放灯会宣传广告及进展情况，借助文博会、南博会等重大活动，发送灯会宣传材料；在昆玉、昆曲、昆楚、昆石、长水机场等主要交通节点悬挂灯会宣传标语、播放灯会宣传片外，协调并全程参与2014新春昆明、楚雄、曲靖灯会推介。宣传推介活动发挥了较大的辐射带动效应，仅2014年1月28日至2月10日共接待游客13万人次，旅游经济收入9148.75万元。
为把“玉溪灯会”打造成为知名旅游文化品牌，我们还完成“玉溪中秋国庆大型灯会品牌打造策划方案”、“2015年玉溪中秋国庆大型灯会策划简案”，拟写成立2015年玉溪中秋国庆大型灯会组委会文件及向市委汇报的材料。
（四）抓培育龙头企业，壮大市场主体
一是推动陶瓷市场主体发展。截至2014年11月，全市各类陶瓷企业90户（红塔区1户，华宁县45户，易门县44户），带动解决城乡劳动就业人口6269人（红塔区198人，华宁县1608人，易门县4463人），累计完成产值15.5623亿元（红塔区1271万元，华宁县1.9352亿元，易门县13.5亿元），实现利税5324万元（红塔区141万元，华宁县222万元，易门县5401万元）。按照年初签订的目标任务书，各县区目标任务完成进度为红塔区63.55%，华宁县96.76%，易门县90%。
二是推动铜制品市场主体的发展。铜制品形成以云南江川铜器工艺制品、李家山青铜器工艺制品等为代表的一批成长性好的企业。江川有一定规模的铜铸造加工企业10家，小作坊37家，比上年增加6家，纯手工加工户由原来较为集中的新河咀村向周边村庄，特别是澄川路沿线的渔村、三皇寺等自然村发展。据测算产值已接近2亿元，与2013年预计增加4000多万元。
三是推动银制品市场主体的发展。银制品形成以通海孔雀银楼为龙头的一批制银企业。银制工艺品企业从2013年的30多家发展到2014年的40多家，从业人员从原来的100多人发展为200多人，年产值有望突破2.5亿元。
四是培育刺绣产业市场主体。刺绣产业形成有刺绣骨干300多人，积极参与者3000多人的传习队伍。其中，峨山2600多人，骨干200余人，省级刺绣工艺大师3名，1名省级民族民间美术艺人、5名市级民族民间工艺师和10名县级民族民间工艺师，2014年实现收入85万元。新平成立了大师工作室、产品展销室，形成了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质量、统一包装、统一商标、统一销售的“五统一”经营管理模式，产品类型从原来的自穿自用花腰傣服装服饰发展到各式手提包、电脑包、女性时尚饰品、挂件、家居饰品共6大类上百种产品。通红甸民族刺绣16件绣品参加云南省第八届“工美杯”工艺美术精品评选，7件绣品荣获优秀奖。
（五）、抓重点项目建设，凸显产业特点
一是推进（园区）项目建设。易门陶瓷特色工业园区、通海县银饰创意产业园、华宁县陶文化创意产业园、江川金属文化创意产业园、新平“彝族文化产业园”和戛洒“花腰傣文化产业园”等一批上规模、上档次的文化产业园区在规划和建设上拉开序幕。新平县“彝族文化园区”、“花腰傣文化园区”稳步推进，累计完成投资4.9亿元。澂江县“樱花谷国际老年康体养生度假中心”完成投资3.5亿元；华宁县“抚仙湖水质保护治理研发中心及抚仙湖水资源保护博物馆”完成室内装修设计、展馆室外绿化、展厅布展等工作。华宁陶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已投资4100万元。华宁陶文化产业园已投资1760万元，完成土地收储工作，正与省文投集团洽谈合作事宜。复观瓷文化创意产业园完成近3000多万的投资，项目进展顺利。
二是申报重点项目（园区）。经认真筛选，向省文产办申报我市2014年文化产业招商引资项目17个。按照《云南省文化产业园区认定办法》相关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文化产业园区相关情况摸底、资料收集工作，向省文产办申报花腰傣文化产业园、易门陶瓷特色工业园区、华宁陶文化创意产业园三个省级文化产业园区。做好全省文化产业园区、重点项目、专项资金督查调研材料准备、实地检查等相关工作。9月、10月，分别推荐上报17项、14项重点文化产业项目。
三是认真开展专项资金申报、管理。结合玉溪文化产业发展实际状况，联合市财政局向财政部申报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3个，向省文产办、省财政厅申报两批 14个项目，申请资金2540万元。获得省级专项资金支持580万元。
(六)围绕中心工作 参与其他事务
一是圆满完成“第三届云台文创产业合作对接会”市委、政府主要领导的讲话稿、宴会致辞，组织文化企业参展和文化产业推介等工作。
二是实现招商引资1.02亿元，完成工作目标1亿元的102%；实现向上争取资金600万元，完成工作目标445万元的135 %。
三、严以律己、构筑防线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因此在工作中我认真学习中央颁布的《廉政准则》，深刻理解准则的意义，切实把握准则的精髓，深入掌握准则的内容，强化准则意识、自律意识，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在工作中我经常对照《廉政准则》，严格规范从政行为、切实加强自我约束，带头廉洁自律，接受考验。自觉做到条件变了艰苦奋斗的作风不丢，环境变了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减。牢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警言，剔除不良欲望，从小事做起，从细微处注意，管好自己，管好身边人。在工作中注重团结同志一道工作，单位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使系统的作用发挥好，就要发挥好每一个同志的作用。我经常和同志们一起，研究政策，商量工作，使大家能够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圆满完成我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各项任务。
红色文化调研报告篇8
2.赤峰市敖汉旗白塔村辽代墓葬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
3.2009年呼和浩特市脑包沟辽墓发掘简报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 4.巴林左旗十三敖包镇辽代窖藏钱币 刘林海，孟令婧，Liu Linhai，Meng Lingjing
5.巴林右旗巴根吐金代界壕发掘简报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巴林右旗博物馆，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Balin Right Banner Museum
6.红山文化与西辽河流域文明起源的模式与特征 刘国祥，Liu Guoxiang
7.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 李少兵，索秀芬，Li Shaobing，Suo Xiufen
8.内蒙古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女性墓葬的社会地位试析 杨建华，曹建恩，Yang Jianhua，Cao Jian'en
9.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学科背景与核心问题 倪润安，Ni Run'an
10.释鲁之死考述 杨军，Yang Jun
11.蒙元时期蒙古人壁画墓的确认 张晓东，刘振陆，Zhang Xiaodong，Liu Zhenlu
12.鄂托克前旗明长城初探 甄自明，Zhen Ziming
13.民具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孟和套格套，Menghe Taogetao
14.内蒙古地区壁画保护修复的回顾与展望 杜晓黎，Du Xiaoli
15.鄂尔多斯博物馆馆藏北魏鎏金带饰的保护 张恒金，张晓岚，周双林，Zhang Hengjin，Zhang Xiaolan，Zhou Shuanglin
16.《藏传佛教寺院美岱召五当召调查与研究》出版发行 包博文
1.敖汉旗杜力营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 敖汉旗博物馆
2.砚台山遗址(B2区)发掘简报 赤峰市博物馆
3.额济纳旗砾石沙梁墓葬清理简报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博物馆，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 4.托克托县古城村墓葬发掘简报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托克托县博物馆
5.试析东北地区东部与朝鲜半岛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叶工业之间的文化关系 王春雪，赵海龙，陈全家，方启 6.大地湾地画新考 邵明杰
7.古代北方民族岩画创作艺术管见——以阿拉善右旗曼德拉山岩画为例 袁永春，宁国强
8.试论我国北方地区史前女性塑像与雕像 马金花
9.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墓地殉牲研究 陈全家，曹建恩
10.辽代夹山考 武成，燕晓武
11.内蒙古地区出土耀州窑瓷器 张红星
12.赤峰博物馆征集四块金代石刻 刘冰
13.我国大遗址管理机构现状和管理体制研究初探 张韵
14.虚拟现实在内蒙古博物院的应用构想 任巍，宁国强
15.运用计算机技术测定古代岩画年代的实验报告 姜涛，谭士俊，龚鹏，姜忠
16.金属文物的腐蚀结构及文物保护相关问题 贾莹，高秀华
17.克什克腾旗发现辽代骨雕鞍饰 韩立新
18."古代回鹘考古学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萨仁毕力格，徐峥，奥其尔
1.赤峰市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调查报告 赵爱民，黄丽，张艳玲，于晓玲，Zhao Aimin，Huang Li，Zhang yanling，Yu Xiaoling
2.和林格尔县榆林城窑址发掘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stitute 3.扎鲁特旗达米花鲜卑遗址调查报告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
4.凉城县古城梁遗址发掘简报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stitute 5.内蒙古苏尼特右旗德王府勘测报告 李中核，Li Zhonghe
6.红山文化研究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郭治中，Guo Zhizhong
7.小河沿文化聚落形态 索秀芬，李少兵，Suo Xiufen，Li Shaobing
8.鄂尔多斯龙首镳刍论 韩金秋，Han Jinqiu
9.老铁山·将军山积石墓浅析 高芳，华阳，霍东峰，Gao Fang，Hua Yang，Huo Dongfeng
10.汉武帝对北方地区的经营及其影响 郑承燕，Zheng Chengyan
11.七郎山墓地再认识 吴松岩，Wu Songyan
12.试谈辽代墓葬的研究和对契丹文化的再认识 张帆，Zhang Fan
13.西夏制瓷手工业述论 彭善国，Peng Shanguo
14.明代大同镇之败虎堡考略——兼论败虎堡石碑题字"永宁"所体现的蒙汉关系 翟禹，薄音湖，Zhai Yu，Bo Yinhu
15."高氏之宝"印章考释 辛蔚，Xin Wei
16.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藏一组珍贵的佛教石刻文物 郭涛，Guo Tao
17.阿拉善旗蒙古族妇女的传统衣着特征与习俗禁忌 蔡彤华，Cai Tonghua
18.《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杨泽蒙
1.杭锦旗塔拉沟汉墓清理发掘简报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stitute
3.西辽河上游科尔沁沙地区域性生态环境考察与思考 孙永刚，赵志军，Sun Yonggang，Zhao Zhijun
4.赵宝沟文化与周围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索秀芬，李少兵，Suo Xiufen，Li Shaobing
5.郭家村遗址分期再研究 杨占风，昊，Yang Zhanfeng，Li Penghao
6.定窑瓷器分期新探——以辽墓、辽塔出土资料为中心 彭善国，Peng Shanguo
7.广化寺及全化寺佛教艺术特点 迟利，Chi Li
8.呼和浩特市大召寺经堂壁画的取材背景及布局形式 武晓怡，Wu Xiaoyi
9.边陲日伪建筑阿尔山车站 王文
10.内蒙古旧石器时代考古简史 王晓琨，Wang Xiaokun
11.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博物馆的任务——以内蒙古博物馆为例 孟和套格套，贾麟，Menghe Taogetao，Jia Lin
12.大英博物馆中国文物翻译的几点思考 郑张敏，Zheng Zhangmin
13.赤峰博物馆馆藏辽代石幢浅析 刘冰，Liu Bing
14.鄂尔多斯地区汉代居民的人类学特征及相关问题 原海兵，赵欣，Yuan Haibing，Zhao Xin
15.鹿皮唐卡的修复 谭士俊，杜华，白云飞，Tan Shijun，Du Hua，Bai Yunfei
16.翁牛特旗发现红山文化时期兽面陶塑 庞昊
17.内蒙古红山文化学会正式成立 王大方，马晓丽
18.蒙古国南戈壁省西夏长城与汉受降城有关问题的再探讨 A·A·科瓦列夫，д·额尔德涅巴特尔
1.元宝山哈喇海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es and Archaeology，Chifeng Museum
2.土默特左旗国营苗圃北魏墓清理报告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es and Archaeology
3.通辽市孟家街遗址发掘简报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Inner Mongolia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es and Archaeology
4.2007年磴口县默勒赫图沟岩画调查报告 赵占魁，Zhao Zhankui
5.翁牛特旗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民间碑刻调查 李俊义，庞昊，Li Junyi，Pang Hao
6.试析东北地区北部与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之间的关系 王春雪，赵海龙，陈全家，Wang Chunxue，Zhao Hailong，Chen Quanjia
7.小河西文化聚落形态 索秀芬，李少兵，Suo Xiufen，Li Shaobing
8.浅析辽西地区史前时代的陶窑 陈国庆，张全超，Chen Guoqing，Zhang Quanchao
9.从居室墓和石雕像看兴隆洼文化的祖先崇拜 陈苇，Chen Wei
10.匈奴、鲜卑的人种学研究综述 赵欣，原海兵，Zhao Xin，Yuan Haibing
11.契丹小字《耶律副部署墓志铭》考释 盖之庸，齐晓光，刘凤翥，Ge Zhiyong，Qi Xiaoguang，Liu Fengzhu
12.辽祖州"军"号及附近部分山名考 金永田，Jin Yongtian
13.美岱召旧存契约 苗润华，姚旭，姚桂轩，Miao Runhua，Yao Xu，Yao Guixuan
14.达斡尔族民间节日及其特色 王敏，Wang Min
15.新时期博物馆建设理念刍议 李毅君，Li Yijun
红色文化调研报告篇9
人生无时不面对选择，孩时面临选―个好学校，成年时，面临选择一个好工作。我退休时，同样面临着选择，一是有人邀请我到他公司任职；二是组织上已安排的公益事业，做老区工作，担任广元市利州区老促会会长。到私人公司酬{金不菲；到老促会工作，除财政每年给2万元运转经费，别无其他资金来源。老促会就是做实事，做好事，靠宣传思想工作，争取别人的支持帮助。虽没有什么钱赚，但这是为老区、为人民服务。在利益面前，我选择了公益。而且，连任四届，一干就是近20年。
这20年，有收获、有喜悦，也有酸甜苦辣。这20年，我没有后悔过、退缩过，工作热情不减，越干越有劲。虽然穷了口袋，但富了脑袋，感到非常充实，每天有干不完的事情。
这20年，我以硬着头皮、厚着脸皮、跑破脚皮、磨破嘴皮的“四皮精神”，为老区人民跑项目、找资金、鼓与呼、推与促，在老促会的积极协调下，老区农村的行路难、上学难、饮水难、就医难等问题得到了解决。为南新公路（南陵至新民）、罗茶断头路（利州区的罗家至青川县的茶坝）、工农小岩村小、荣山和平村小、龙潭乡元山村的微水工程，老促会筹资数百万元，硬化道路20公里，修通断头路15公里，重修小学一座，建起微水池500个，使荣山和平村小拖了8年之久的烂尾工程划上了句号。
以走遍干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听取千村万户、说尽千言万语的“四千四万”精神，围绕党政工作中心、经济发展难点、社会热点和群众反映焦点，我带领利州区广大老区工作志愿者，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撰写了上百篇调研报告，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群众的呼声和愿望，有情况、有过程、有解决问题的对策措施，翔实具体，实施起来有可操作性，为促进老区的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是老区工作志愿者，以乐当红色文化宣传员为荣。老区宣传工作的重头戏、主题歌，就是宣传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老促会以搞好利州老区宣传工作为抓手，挖掘红色资源，弘扬老区精神。围绕红色文化主题，以办报、办刊、办专栏、召开论坛会、研讨会等形式深入开展宣传。同时，组织人力、财力、物力，深入红四方面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体悟感受战火纷飞的情景，加以深入地挖掘。通过不懈地努力，编撰了《红军在广元市中区》《红军足迹在利州》《红色印记》《利州革命老区》《笔耕沃土》《老区工作手册》等红色人文专著，为传承红色基因、存史资政育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红色文化调研报告篇10
关键词：公安现役院校 思想政治教育 红色文化 策略
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同志在全国公安教育训练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建设作为公安教育训练工作的首要任务，进一步加强政治理论教育培训，教育引导广大公安民警永葆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不动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不能丢，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公安现役院校是党绝对领导下的培养公安现役部队各类人才的重要基地，公安现役院校学员是公安事业的宝贵人才资源，是公安事业的希望和未来。加强和改进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公安事业接班人是摆在公安现役院校面前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扬弃中外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以革命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所遗留的纪念地、标志物及其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基本内容的一种特色文化。由于其丰富的内涵，多种多样的形式以及蕴含的巨大价值，红色文化在公安现役院校学员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
1、理想信念的教育价值
在公安现役院校学员思想政治教育中，最根本的是要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而红色文化因其蕴含的丰富的革命信念、革命精神和革命历史文化，天然地具有理想信念的导向功能。邓小平同志说过：“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正是有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才激励着革命者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和挫折，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因此，充分利用红色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对于帮助学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鼓舞学员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具有重要的导向和激励作用。
2、爱国奉献的教育价值
爱国奉献是指在人们长期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渐凝聚起来的对祖国的深厚热爱之情及为之献身的崇高精神和崇高情感。爱国，就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奉献，就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竭忠奉献。爱国奉献，具体体现在忠于党、忠于祖国和人民的自我牺牲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的高贵品质等等。作为只有爱国奉献，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爱国奉献，才能满腔热血，热忱服务；只有爱国奉献，才能恪尽职守，开拓创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牛玉儒、任长霞、方永刚、丁晓兵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爱国与奉献的感人乐章，是一笔笔永远镌刻在历史丰碑上的宝贵精神财富。通过讲解这些先进人物的感人事迹，激发学员的爱国奉献精神，强化他们的爱岗意识，鼓舞他们苦练报国本领，献身公安事业。
3、艰苦奋斗的教育价值
同志在西柏坡学习视察时告诫全党：“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和政治本色，是推进我们事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红色文化中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南泥湾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抗洪抢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都是艰苦奋斗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动体现，闪烁着艰苦奋斗的光芒。以红色文化中的艰苦奋斗精神对学员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他们自觉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诱惑和侵蚀，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在思想上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道德防线。
4、清廉意识的教育价值
清廉即清正、廉洁，是指人的行为品行正派，清正无私，克己奉公，不贪污腐化、奢侈浪费，也不、贪赃枉法。这既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品质，也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廉洁奉公、为人民谋永福的光辉典范。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高官厚禄面前毫不动摇，牺牲前写下了这样的话：“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西餐大菜，宁愿口吞刺口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巢似的住所。”通过对红色文化中的清廉意识的宣传和弘扬，解决学员在思想上对反腐倡廉的模糊认识，提高其辨别是非对错的能力，引导学员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使其走上公安工作岗位之后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公安现役院校开展红色文化教育的策略
1、坚持红色文化教育与思想理论政治课理论教学相结合
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是公安现役院校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场所，是培养学员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崇高精神品格的重要途径。坚持红色文化教育与公安现役院校思想理论政治课理论教学相结合，这就要求把红色文化教育作为公安现役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内容，将之纳入教学体系之中，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结合具体情况有目的有针对性的渗透红色文化内容，或者与课程教学内容有机结合，或者安排红色文化教育的专题教学。如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中开展以“革命圣地选介”、“党史人物点评”等红色文化为主题的课前演讲活动，在课堂教学中，通过制作多媒体课件，充分发掘和巧妙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如图片、经典文献、影视片段等，以增强教育效果。还可以精心选择一些纪录片，如《孙中山》、《》、《复兴之路》等，组织学员观看和讨论，使学员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两个了解、三个选择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其他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军人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也可以做这样的处理。公安现役院校还可以根据学校和教师个人实际开设红色文化教育的选修课，并对学员提出相应的学习任务要求，最大限度地开发红色文化资源为教学服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相关教师要提高对红色文化进课堂工作的认识，增强实施红色文化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2、坚持红色文化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社会实践是公安现役院校对学员进行红色文化教育的有效途径。加强学员社会实践活动，引导他们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有助于学员在服务社会的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公安现役院校可以结合院校实际，开展以红色文化教育为主题内容的系列社会实践活动。比如，组织学员利用革命历史纪念日、节假日外出调研“红色革命实践”等活动，使学员体验生活，了解国情民情，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组织学员参观本地及周边省市的伟人故居、历史博物馆、革命纪念馆、革命圣地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激发学员的爱国情怀，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结合假期社会实践、学年见习、毕业实习，深入农村、企业、厂矿、街道等进行社会调查和实践，撰写调查报告，使学员一方面亲身体验到改革放和经济发展带来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使他们认识社会，了解国情，了解国家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军民共建活动，与地方学校、社区、企事业单位结成共建单位，向他们宣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办消防知识讲座，开展爱心助学、扶贫帮困、义务劳动等爱民便民活动，打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素养。
3、坚持红色文化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
校园文化是当前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校园文化因其广泛的群众性、强大的渗透性、突出的参与性和自娱自教等特点，对学员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特殊的教育功能。优秀的校园文化是一种潜在的教育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员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对于促进学员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使其形成牢固的道德观念、崇高的思想品质和积极向上的人格精神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让它成为红色文化教育的重要渠道。公安现役院校要大力加强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充分依托红色资源，在学员中开展广泛的教育活动。可以邀请展览馆、博物馆单位来校举办专题活动，如展览会、展示会、说明会；邀请老红军、老党员走进校园举办报告会、座谈会；开辟红色文化讲坛、红色论坛；利用学校的校报、学报、广播等媒体加强对红色文化的广泛宣传和教育；结合建党、建国周年纪念活动及党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举办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展、书画作品展览、党史知识竞赛、专场文艺演出、红色歌会等。要加强校园网络建设，充分发挥网络资源优势，在校园网开设“红色网站”或相关专栏、专题， 构建红色文化教育的网络平台，通过充实红色文化内容、增强网站可读性、缩短更新周期等方式，吸引学员的注意力，使学员全面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帮助学员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让学员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教育。还可以开展生动活泼的网上活动，如有奖征文、知识竞赛，以增强红色网站的趣味性。注重对校园建筑、文化设施等硬件的建设、美化工作，在校园中树立革命历史人物的雕像、塑像，设立文化长廊、文化墙，开辟红色文化专题，通过环境的营造影响学生价值观构建。
公安现役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院校党委、机关各部门、教师、学员队干部、学员的通力配合，只有上下一心、齐抓共管，才能真正出实效、出成果，铸造忠诚警魂，把学员培养成合格的预备役警官。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北省政研会2011年课题“红色文化提高青年军人理想信念教育实效性研究”（HBSZKT-20113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罗海英，乔湘平．增强大学生红色教育有效性的对策研究[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0，（04）． 红山文化篇1
群众文艺队伍不断壮大，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开展。红山区是赤峰市中心城区，市区居民有着广泛的、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近年来，他们充分发挥文化馆和各文艺协会的作用，切实加强文艺骨干队伍建设，文艺队伍不断壮大，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目前，常年在文化馆活动的队伍有民乐队、舞蹈队、合唱队、京剧团、评剧团及书画队6支队伍，有美术、器乐、舞蹈、声乐等10余个辅导班。这些队伍经过培训，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针对红山区没有文艺专业团体这一实际情况，他们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加强与社会艺术培训学校、业余文艺团体的交流合作。发挥中心城区人才资源优势，建立了红山区优秀文艺人才库和社区文化网络。聘请一批影响大、造诣深、水平高的知名文艺人才帮助指导工作，不断提高红山区群众业余创作、演艺水平。他们结合节庆、纪念日及市区重大文化活动，扎实有效地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迎庆活动，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烘托了喜庆祥和的节假日气氛。这些活动的开展，有效地推动了广场文化、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的活跃和发展，深受市民的喜爱。
开展文化进农村、进社区活动，公共文化服务得到加强。红山区深入开展以送文艺、送电影、送图书为主题的文化下乡、进社区工作，把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送到基层，把欢乐送给群众。积极组织文化辅导员进社区、下基层，每年都组织选派一批文艺骨干深入到社区农村，辅导基层文艺骨干，帮助社区农村开展活动，社区农村文化建设得以加强。针对图书馆馆舍面积小、群众就近阅读难的状况，树立主动服务意识，将服务窗口前移，在农村、社区建立图书分馆，发展中小学校集体借阅点、基层阅览室，把图书馆办到农村、办到社区、办到特殊群体，办到广大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目前，他们已在部分农村、社区、学校建立了24家基层图书分馆，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就近阅读，铺设了一条方便群众就近阅读的读书通道。积极申报“草原书屋”工程项目，全区已建成草原书屋27家，实现了红山区草原书屋全覆盖。
文物管理工作稳步推进，文物遗址保护有所突破。红山区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个，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个，赤峰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个，红山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个，未定级文保单位170多处。其中在历史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遗址有3处，分别是红山遗址群、魏家窝铺红山文化聚落遗址和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三处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其中，红山遗址群于2006年被评为部级文物保护单位。魏家窝铺红山文化聚落遗址于2010年被评为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二十大新发现”之一，2011年，又被国家文物局评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之一。二道井子文化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保存最好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该遗址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评为“2009年度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他们采取措施认真做好文物遗址的保护工作。2012年2月，红山区召开二道井子遗址文物保护规划方案论证会，来自中国文物遗产研究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内蒙古文物信息中心的专家等参加了论证会，为下一步二道井子文化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
红山文化篇2
关键词：红山文化；敖汉陶人；探析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0-0003-03
红山文化是东北亚最著名的考古学文化，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一点，在学术界已达成共识，在半个多世纪对红山文化研究的历程中，每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新材料的问世，都将极大的推动红山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2012年5月，红山文化敖汉陶人的发现，把红山文化的研究又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它的发现，引起了考古界、历史学界、美术学界及其他社会科学界的高度重视，也掀起了红山文化研究的又一次高潮，学界对这尊陶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文就红山文化敖汉陶人的功用、史学艺术研究价值进行探析，以求得出正确结论。
一、红山文化敖汉陶人发现的背景
2001―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经对兴隆沟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第二地点为红山文化遗址，该地点位于兴隆沟村东北约0.2公里的坡地上，地势西北略高，东北和东南偏低。在此次发掘中，共清理红山文化半地穴房址8座，灰坑55座。在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红山文化陶器、石器，比较典型的陶器有双耳陶瓮、三足小盅、桥型钮器盖、陶壶等，最为重要的是在H21出土了一件3个女人裸替蹲坐相拥、手臂交叉相搂的陶塑。考古学家刘国祥认为，根据发掘的材料，红山文化晚期单一家庭已成为经济生产和生活的核心单元，农业经济已占主导地位。同样是在这个地点，2012年5月，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期红山文化聚落形态考古研究调查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与敖汉旗博物馆联合在该旗境内的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的地表采集到红山文化陶人残片。调查和发掘材料记载，考古人员对陶人残片出土位置周围100平方米范围内的地表耕土进行了仔细筛选，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获得了更多陶人肩部、腹部和背部的残片，明确该陶人出自一座红山文化晚期的半地穴式房址，在房址西南部居住面上，清理出3段陶人胳膊残块。7月6日，考古人员将采集和发掘所获的65片陶人不同身体部位的陶片或残段进行仔细黏对，这件距今约53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整身陶人完整复原。
这尊整身陶人用泥质红陶烧制而成，内侧呈筒状，外表通体磨光，局部施黑彩。双腿弯曲、双脚相对，呈盘坐状，双臂下垂，臂肘弯曲，双手紧握，右手在上，搭放在双脚上。头部戴冠，正中有一圆孔，长发盘折，用条带状饰物捆扎，形成横向的发髻，额顶正中有一横向长条状饰物。面部五官清晰，神态逼真，额顶饱满，眼眶周围呈椭圆状内凹，双目呈圆形，系嵌入眼窝内，双眉及眼球施黑彩，炯炯有神。鼻梁挺直，鼻头略宽，鼻孔与内侧通连。脸颊明显内凹，外侧棱线分明，口部渐渐隆起，张嘴，呈呼喊状，人中清晰可见，下颌呈圆弧状。双耳略呈椭圆形，圆形的耳孔与内侧通连，耳垂钻有圆形小孔。脖颈竖直，右侧的脖筋明显，双肩较平，锁骨清晰可见。微凸，右侧稍高，左侧微低。腹部较平，肚脐眼用小圆孔表示，与腹部内侧通连。背部微驼，似男性长者形象。陶人通高55厘米，高度写实，这是目前所知第一尊、也是最大的一尊能够完整复原的红山文化晚期整身陶人，在中国同时期的史前考古材料中十分罕见。
二、红山文化敖汉陶人的功用
谈红山文化敖汉陶人的功用，首先要确立它的性别，根据调查和发掘资料证明，该陶人是一男性，这在过去所发表的考古资料中是没有的，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我们发现红山文化晚期的红山文化玉人及敖汉四家子草帽山石雕人均为男性，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神像皆为女性，2001年兴隆沟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一尊3个裸替蹲坐相拥、手臂交叉相搂的陶塑也为女性，因此，在5300百年前，这位高度写实的长者在红山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他是这个社会的管理者吗？红山先民为何要制作一男性长者的塑像，他是红山文化中巫的化身吗？按以往历史学研究的经验和理论，新石器时代应属母系氏族社会，如是母系氏族社会，为何要供奉一男性长者？这为研究红山文化社会属性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一）此人为王和巫
红山文化发展的晚期，亦即5500年――5000年之间，红山文化已形成玉礼制系统，以牛河梁为代表的坛、庙、冢在红山文化社会中，突出反映了社会等级制度的形成，在这时期，按苏秉琦先生国家三步曲的理论，红山社会已进入古国阶段，透闪出中华文明的曙光。张光直先生则认为，文明社会的诞生在东方与西方有着较大的差异，西方社会文明的产生是靠贸易、技术、战争等要素，东方特别是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通过巫术、天地人神的沟通，以及借助这种沟通所独占的政治权利等。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
根据苏公的理论，古国阶段应有社会管理者，而这个陶人生前应是兴隆沟这一代小古国的国王。国王靠神的力量来统治他的社会，神是需要通过巫（萨满）来表达他的意志，按张光直先生的理论，这个高度写实的陶人正在做法表达神的意志，因此，这个陶人又是红山社会中的巫。他是红山社会中王巫一体的人物。
（二）陶人是巫的探析
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巫占有独特的地位，可以说，没有古代巫术，就没有古代中国文明，中国古代文明社会是赖以靠巫――巫术（做法）――通神而产生的，亦即通过巫来表达上帝和祖先的意志，从而管理氏族、家族和社会。
杨伯达先生在探讨巫――玉――神关系时认为，“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墓中所埋之大巫绝非一般事神的巫，而是神的现实代言人，掌握着一个部落联盟或酋帮的政治、经济、族群、军事及事神等五权于一身的大巫或神巫，主宰着芸芸众生，他（她）们是中国的最早智者群体和统治首领。”那么，敖汉陶人应是这样的人物。
巫者，通过巫术和其他种种祭祀活动，按活动要求，久而久之形成了一整套繁杂的仪礼，成为巫术礼仪，按此礼仪通神、通天，其主观目的是沟通天人，和合祖先，降福氏族；客观效果则是凝聚氏族、保持秩序、巩固群体、维系生存。简单讲，就是通过他的思想而管理整个氏族和部落。在巫术活动中，形成了以下4个鲜活的特点：（1）通过巫术活动，直接为群体的人间事物祈福、求雨、消灾、狩猎、治病等等，根据对卜辞的考证，在上古时期，每事必占，三、五日一祭，所有事物皆由神明主导。我们今天的理解就是用神的光辉造福一方或造福人类。（2）在巫术活动进行中，有一整套繁细动作和高难技巧，包括巫师本人的装扮、容貌、姿态和语言，因为是沟通神明，包括参加的整个群体成员，都有严格的要求和规范，不能小有差错。否则就会有大灾降落于本群体。（3）通过巫术活动而感动神明，从而为人间带来“吉”、“福”。在这种活动中，人的虔诚和奉献是神明出现的前提，神明的存在与人的活动密不可分，氏族群体通过巫师做法，飨神、媚神，达到祈求吉福的目的。这在红山文化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以玉事神，简单讲就是用玉器给神送礼。（4）巫师在当时社会群体中，就是神人，亦神亦人，神人合一。在巫术活动中，处于某种癫狂痴迷状态，它是一种非理性强烈情感的展现和暴露，和后来发展的宗教不同，宗教总是有理性的、主客分离的状态。根据这4个巫术活动的鲜明特征，我们和敖汉陶人比较，这尊陶人生前一定是一个巫师：第一，他张嘴讲话正在为群体祈福或者是传达神明的意志。第二，从陶人装扮看，也是典型巫师形象。“头部戴冠，正中有一圆孔，长发盘折，用条带状饰物捆扎，形成横向的发髻，额顶正中有一横向长条状饰物”，这长条状饰物笔者理解为用蓍草结成的绳子而为，而蓍草在中国古代为占卜之道具。第三，在此次调查和考古发掘中，虽未发现巫师的礼器（主要是玉器），但是根据发掘地的自然状况和遗址保护程度，5000多年的岁月，加之地理环境的变迁，存在玉器可能性极大，只不过是未发现而已，诚如著名玉器专家王明达先生所言：没发现玉器，不等于没有玉器，在今后考古工作中，要加强对此地域玉器的调查和发掘。第四，从敖汉陶人的造型上分析，也是王和巫师的形象，“双腿弯曲、双脚相对，呈盘坐状，双臂下垂，臂肘弯曲，双手紧握，右手在上，搭放在双脚上，口部渐渐隆起，张嘴，呈呼喊状，耳垂钻有圆形小孔，陶人通高55厘米，高度写实”。陶人头部戴冠，似是王的形象，敖汉草帽山出土的石人头像也是冠饰（有些学者认为他是中国的黄帝像）。另外，牛河梁出土的玉人双手扶于胸前，杨伯达先生认为这是巫形象，与安徽凌家滩戴冠玉人属一种形象，都是做祈祷。从敖汉陶人端坐的造型和做法的形象上分析，他肯定是巫的形象，我们从后来的道教、佛教法师造型看，一般讲法和做法事时，皆是双手紧握，成盘坐状。这一点和西方的宗教以及艺术作品不同，我们看到的西方宗教及雕塑艺术作品很少有这种造型，他们很多是艺术夸张的手段形成的。这也恰恰证实中西方历史文化积淀不同，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也不同。另外，此陶人耳垂钻有小孔，是否生前佩戴玉器，以玉事神。
（三）此陶人是祖先的形象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没有宗教，有的是天神崇拜。在天神崇拜祭祀礼仪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礼仪制度，即礼制。这个制度的核心有三点：一是祭祀天地，二是祭祀祖先，三是尊崇王权。在没有走进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制度前，祭祀天地和祭祀祖先在古国或酋帮成为民众的头等大事，在红山文化区则形成了“崇龙尚玉、敬天法祖”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通过对祖先的祭祀，求得他与上天的沟通，求得部落的生息繁衍、收获多多、繁荣强大，简单讲就是获得先人的荫庇，这在今天和我们祭祖也有一贯性，都是求得祖先的保佑。其陶人既是祖先，但已走出简单的“家为巫史”阶段。从发掘材料看，供奉陶人的房址面积不是很大（12平方米），但可以进行小规模的酋帮、部族供奉和祭祀，联想到牛河梁女神庙，其面积也是很小的，则更加说明了祭祀活动的神秘性。5300年前，工艺大师制作了这尊栩栩如生的陶塑雕像，说明此人在社会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绝对的领导权力，此人生前应是王、巫、先祖三位一体的人物。
（四）社会形态的新证明――男性主导社会
敖汉陶人的出土，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殷志强认为：中国古代有很多男性的形象，这个是社会进步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5000年前中国大地上的原始文化，应该是男性统治的。这对我们研究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有很大的启迪。以往研究认为，新石器时代社会形态都是母系氏族社会，社会以妇女为主，这尊陶人的发现恰恰说明男性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已确立，社会已跨入文明的门槛，苏秉琦先生对红山文化曾有过这样的评价：红山文化所在的西辽河地区是中华文明升起的地方，是中华文明的曙光。当然，仅凭一个男性陶人塑像来说明社会性质很难有说服力，联想到本地区一脉相承的土著文化传统，则能佐证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根据。有考古发掘材料证明，早在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在M118墓葬中，墓主人为一成年男性，所随葬器物较多，最主要的是有雌雄整猪两只，带有鲜明的祭祀意义。还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和蚌器5类器物，特别是蚌饰物，杨伯达先生认为可能是巫做法时的神具，也就是说，M118男性墓主的身份非凡，可能是氏族有权势的祖神兼巫和酋长一类的人物。除此人物外，在兴隆沟遗址中，M24墓葬还出土过一37―40岁男性人物，由于房址保存较差，随葬品虽少，但他的牙齿曾打过洞，进行过人工治疗，这也数个例。更具代表性的是在兴隆沟居室葬中，还发现了一男女合葬墓。据发掘报告称，M23位于F36内，墓穴紧靠房址的东北侧穴壁中段内侧，是一座成年男女双人合葬墓，这是中国东北地区年代最早的一例成人男女合葬墓，在兴隆洼文化中系首次发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专家分析，此葬式应属该女性为男性殉葬。这就有着非凡的意义，如果兴隆洼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发达的文化，按以往的社会历史文化观点，应是母系氏族社会，那就不能出现女性为男性殉葬的案例，所以，在西辽河地区兴隆洼文化时期，已是男性为统治的社会了。另外，在整个兴隆洼居室葬统计中，男性为主已是不争的事实，居室葬所葬之人物，都是在整个氏族社会中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特殊人物。
发展到红山文化时期，特别是牛河梁积石冢，也是以男性为主。关于红山文化积石冢的性质，严文明先生指出：“牛河梁是一处红山文化的宗教圣地和贵族坟山。这些贵族应该是已具有崇高社会地位，掌握相当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的人物，离真正的国王也只有一步之遥了。”在牛河梁发现的13处积石冢中，高规格墓葬主人都为成年男性，以此来推断当时的社会已经跨入父系社会的门槛，从随葬品的多寡看，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阶级社会即将到来。有关红山文化积石冢的问题这里就不深入探讨了，敖汉男性陶人的发现，再次证明了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是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因此，敖汉陶人也是中华民族的“祖神”。他所代表的正是活生生的5000年以前我们先祖的形象。由此看来，这尊陶人像绝不是普通的艺术品，而应具有很重要的宗教祭祀崇拜方面的意义，为研究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发展阶段、原始宗教崇拜信仰体系，特别是红山文化在中华文化5000年文明进程中所处的地位提供了最直接的、重要的考古实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总结了陶人发现的4点意义，其中第三点就指出：对红山文化乃至辽河流域文明的演进过程，包括当时的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敖汉红山文化陶人，绝不是普通的艺术雕塑品，他是一个鲜活的红山人祖神形象，这尊陶人是红山先民艺术家截取这位祖神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典型做法画面，精心雕塑而成，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为我们今人所震撼。这位祖神是具王、巫、祖先三位一体的人物，他的发现，对研究中国美术雕塑史，特别是对研究红山文化社会性质、研究古代中华文明的进程都有着重大意义，也为论证中华文明5000年提供了新的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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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篇3
1文化与基因
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习惯上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看。但如果从文化的传承、发展上看，文化的概念、内涵就应该从广义的角度进行定义。马克思认为“文化应该是人的所有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的总和”，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出发，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从两位伟人对文化的定义来看，文化包涵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层面，同时文化又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任何文化都有其本源，文化的时代化过程内含于文化的传承过程之中，只有有了文化的传承才会有文化的时代化，所以文化既有鲜明的传承性又具有鲜明的发展特征。
生物学家道金斯认为“文化的传播有一点和遗传相类”，生物的遗传是受基因控制的。基因是控制生物遗传特性的主要物质，主导生物进化的过程，决定生物的性状。既然文化的传播、传递与遗传相类似，所以文化的发展趋向必定受自身内在的一种因子所控制，这种因子我们暂且称之为me me，即文化基因。
从文化与生物的传承特性上看，文化的时代化、传承、发展与生物的传承一样需要基因的主导与控制，我们把控制文化发展的因素称之为文化基因。文化基因到底是什么呢?我国著名学者刘长林认为“文化基因就是那些对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心理底层结构和思维方式”;在国内另一种权威的文化基因观点认为“文化基因，就是决定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结晶在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系统中、升华为哲学核心理念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当然我国学术界关于文化基因的概念还有很多其他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关于文化基因的界定方面取得了整体上比较一致的认同，认为“文化基因有别于生理、生态、环境、偶然等因素”，是“可以被复制的鲜活的文化传统和可能复活的传统文化的思想因子”。所以文化基因是思想观念、习俗、精神等形态的文化通过诸如语言、习惯、教育等渠道得到不断激活、传承、和发展，即产生于过去、又存在于当下、发展于未来的具有连续性的思想因子。
所以，文化与基因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体系，因其文化具有遗传的某种特性，使两者有了整合研究的必要。“然而，对于如何界定文化基因的单位，学术界还存在一定的争议:有学者提出‘谜米复合体’的概念”。“me me”一词虽然被赋予了人们普遍认可的文化基因词意，但是关于文化基因的组合单位研究仍没有形成权威的理论体系，今后关于文化基因单位的研究将会是学术研究的新趋势。文化基因的内涵研究，是对“me me复合体”内容研究的一点尝试，虽然此研究仍存在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与不足之处，但是不能因此抹杀作者尝试研究的美好初衷。
2“红色文化”与“红色文化基因”
“红色文化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核心文化基因，这是红色文化超越时空的生命力所在，也是激励后来者追求理想和信仰的动力与源泉”。正因为基于此，红色文化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关于红色文化的理论研究也越来越成熟，红色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
学术界关于红色文化的研究，首先要界定其概念。红色文化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首先表现为一种革命文化，同时红色文化又是一种先进文化和一种共产党党政文化，带领中国人民不断的走向自由、独立、富强的道路。具体的说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文献、文物、文学作品和革命遗址、纪念地以及凝结在其中的革命精神、革命传统和红色风情以及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的思想等”。早在2007年学者王以弟就对红色文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界定，认为“红色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它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体”。这一界定，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在后来的刘建平和李双清的《红色文化传承的基本规律》、张海燕和徐功献的《红色文化在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价值功用》、孟婷的《弘扬红色文化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等文章中都借用了王以弟关于红色文化概念的界定。但是关于红色文化的时间范围上，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红色文化指革命时期的文化即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文化;另一部学者认为红色文化不仅仅是指革命时期形成的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同时也应该包括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不管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带领人民在不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践中，形成的包括物质、制度、精神在内的所有文化形态的总称便是红色文化，先进性是红色文化的根本特征。
“红色文化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核心文化基因，这是红色文化超越时空的生命力所在，也是激励后来者追求理想和信仰的动力与源泉”。“民族文化基因具有确保民族文化传承、维护民族认同、增进民族凝聚等作用”。同时红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所以其本身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还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因，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新时期弘扬红色基因有重要意义。
自2014年以来，国家主席多次提到红色基因，红色基因概念得到官方确认。2014年9月23日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对红色基因进行了阐述，认为红色基因“就是党在长期奋斗中锤炼的先进本质、思想路线、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新疆军区政委刘雷认为“红色基因是我党我军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根本血脉，是攻坚克难、奋发进取的精神法宝，是富国强军、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田歧瑞和黄蓉生认为，“红色基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主义先进理想信念为导向的无产阶级思想性、政治性，是无产阶级的灵魂，表现为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的正确的无产阶级政治性、思想性文化内容，是框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性状的生命线”。不管是从官方的角度看，还是从学者对红色基因的认知角度看，红色基因具有的时代价值是肯定的，新时期激活红色基因是使然之举。
红色文化作为一种先进文化，应从文化的角度对红色基因进行界定。红色基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淬炼出来的，是红色政权的存在基础和实践基础”，存在于当下又能发展于未来的具有连续性的思想因子，是对革命精神的一种传承这就决定了红色基因是除了物质文化之外的包括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在内的所有文化形态的思想因子总称，决定红色文化的发展方向，同时“这个基因能够保存多久，党的生命就能保存多久;能够传承多久，红色江山就能持续多久”。所以，激活优秀的红色基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向前发展的选择。对红色基因的内涵进行研究，决定着未来红色文化发展方向。红色文化的繁荣与红色政权的稳定都有赖于红色基因的激活来实现，这也是对红色基因的内涵与功能研究的初衷所在。
3“井冈山红色文化”与“井冈山红色基因”
井冈山红色基因的内涵研究，就是对井冈山时期形成的所有红色文化进行研究，分析形成于井冈山时期的即在当下存在并能在未来得到传承从而得以继续发展的思想因子一一红色基因。井冈山红色基因是井冈山红色文化当下存在的文化因子并决定井冈山红色文化在未来连续存在的主要因素。井冈山红色文化是优秀红色文化的活水源头，对井冈山红色文化进行研究，是为了更好的传承红色文化服务于现代化建设，保持优秀文化的前进方向。井冈山红色基因是井冈山红色文化的核心因子，井冈山红色基因的激活，有利于红色文化的传承、发扬。因此，有必要明确井冈山红色文化与井冈山红色基因的含义。
井冈山红色文化，即从1929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上井冈山开始算起，截止时间到1930年2月‘二七’坡头会议召开为止一一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这段时间内，党带领人民不断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包括物质、制度、精神等在内的所有文化形态的总称，是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于一体的有机整体。从物质文化层面看，包括遗址、书籍、纪念地等。从制度文化层面看，则包括井冈山斗争时期形成的一系列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从精神文化看，即是井冈山斗争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风俗习惯、道德传统、优良作风等。
井冈山红色基因，即井冈山红色文化的核心因子，决定着井冈山红色文化的发展方向。所以，井冈山红色基因是井冈山斗争时期形成的思想观念、习惯风俗、精神、政策制度等通过语言、书籍、习惯、教育等渠道得以激活的，存在于当下又能发展与未来的连续的思想因子，是井冈山红色文化中除了物质文化之外的，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的统一体。从井冈山红色基因的内涵来看，既包涵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又包涵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两种思想文化的有机融合，是井冈山红色文化的最大特色，也是其一直能够保持先进性的根本原因。总之，井冈山斗争时期形成的优秀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精神等，像井冈井冈山优良作风、山革命传统、井冈山精神;以及制度文化，像政权制度、领导思想、战略战术等，都是井冈山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下文对井冈山红色基因的内涵阐述也主要是从这几个重要的方面着手。
红山文化篇4
关键词：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营销
一、前言
中国典籍一直表述中华文明史长达5000年，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上总是毫无置疑地把中原即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但事实上，相应的确切地下考古证据却只能将中华文明史上溯到4000年。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尤其五十年代以来，红山文化的系列考古发现，却真正证实了中华民族的5000年文明史（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实物依据），红山文化因此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
红山文化在与之同时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占据了最高的发展水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不仅引发了学者们对文明起源问题的思考，同时也引发了对炎黄时代古史研究的热潮。被誉为考古界的“尊神”、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同中原以及中国其他区域相比，在文明起源史上处于“先走一步”的前导地位。
关于红山文化光彩夺目、意义深远的重大考古发现，应该能够给相关地区带来独具魅力的文化旅游开发价值。也正因为如此，随着我国旅游业当前在各地的蓬勃兴起，辽宁阜新正在谋求利用红山文化来发展旅游。而与此同时，红山文化的中心与首要发掘地内蒙古赤峰市，却至今似乎未能充分正视和打响红山文化这张旅游牌。
二、红山文化概述
（一）红山文化的概念及范围
赤峰，蒙语为乌兰哈达，意为红色的山峰。红山文化是一个以赤峰为中心、分布在燕山以北、西辽河与大凌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而得名，距今五六千年左右。
（二）红山文化价值
1、历史价值
红山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红山文化的发现，使西拉沐沦河流域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并列成为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把原来以夏代为开端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龙”是中国人的象征、是世界上中华儿女凝聚团结的象征，中国人是龙的传人；红山文化的发现，找到了中华龙的主要源头，赤峰是龙文化的发祥地，被誉为“中华龙的故乡”。红山文化玉器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彻底纠正了此前将零散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划归商周或更晚时期的错误认识，是整个东北地区乃至中国史前玉器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开创了中国史前第一次玉文化高峰；同时，玉器的出现也奠定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基础。
2、考古价值
红山文化在与之同时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占据了最高的发展水平，它不仅引发了学者们对文明起源问题的思考，同时也引发了对炎黄时代古史研究的热潮。
苏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已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文明诞生”的基本要素：高级技术能力；大型公共仪式建筑；等级化、复杂化的社会结构。红山文化社会已经是中华最早的古国，红山文明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的起源。红山文化时期，我国传统礼制就已出现，而礼制的发生，正是文明社会区别于原始社会的根本性标志；红山文化的系列发现及研究表明，中国早在距今5000年前就已经进入了初级国家文明阶段。
3、社会价值
红山文化对中国和世界文明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今，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的红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华民族的5000年文明史，验证并扭转了中国人千百年来将中原即黄河流域当成中国文明的起源地的思维定式。苏秉琦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同中原以及中国其他区域相比，在文明起源史上处于“先走一步”的前导地位。
4、旅游价值
无论是赤峰市红山文化的历史价值、还是考古价值、亦或是社会价值，它们都毫无例外的展示出了赤峰市红山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深刻的影响，给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增添了巨大的并且独一无二的吸引力，从而使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具有特殊的旅游价值。
三、旅游对红山文化的意义
旅游是一种联动性极强的产业，同时也可以把旅游说成是世界上最大的混合性产业，其所包含或者涉及的内容是其他任何产业都无法比拟的。
（一）旅游的过程是红山文化传递的过程
1、旅游是传递红山文化的桥梁
旅游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旅游活动既是文明的传播者又是文明的接收者。旅游最广泛的促进了不同文明的接触、交流与对话。红山文化作为一种诉说着中华文明渊源的文明，需要旅游作为其传递的桥梁。
2、没有传播就没有红山文化
没有传播就没有红山文化，传播是红山文化的生命。文明的传播、交流、互动，构成了当今人类文明发展的壮丽图画。我们越来越清晰的看到，发展旅游的目的，不仅仅是对旅游产业本身的提升，而且是促进多样文明的交流与共享。如若红山文化没有旅游加以传播，那么，它只能是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
（二）红山文化旅游具有强大的整合力
政治的力量常常产生地域的壁垒，宗教的力量又往往导致心灵的隔阂，只有旅游，才能使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走到一起，共同分享人类文明成果。从红山文化旅游的经济和文化属性来看，红山文化旅游可以分为硬整合力和软整合力。红山文化需要旅游来带动其传递、发展，同时更需要旅游对其资源进行整合。
1、红山文化旅游具有强大的硬整合力
红山文化旅游的硬整合力是指红山文化旅游对地区发展所变现出来的物质性力量：红山文化旅游的发展不仅刺激了直接为之提供服务的产业，如交通、住宿、餐饮等行业，而且还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红山文化旅游的整合力是无可替代的。
2、红山文化旅游有着不可衡量的软整合力
红山文化旅游活动是一个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大范围、全方位的接触和互动。实际上，红山文化旅游的本质就是文化，没有红山文化就没有红山文化旅游，红山文化是红山文化旅游的灵魂，也是对大众最具吸引力的因素。我们看待红山文化旅游，除了看到红山文化旅游能够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一面，更应该综合、全面的看到它的物质性和精神性这样的双重属性。尤其是红山文化旅游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又是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爆发力，这种力量将会推动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全面发展。一说到中国，人们便会想到万里长城、故宫，正是这些文化遗产所承载的精神彰显了华夏悠久了历史文明，让人们趋之若鹜。
四、赤峰市红山文化的旅游营销价值
清醒的认识赤峰市红山文化的旅游营销价值，不仅有助于促进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的正确、健康、快速的发展，甚至可以同过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来带动赤峰市旅游的发展。
（一）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的市场价值
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一种民族文化。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而，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不仅仅可以吸引那些对历史学和考古学感兴趣的人，而且可以吸引一切有旅游动机的国内游客，除此之外，它还可能吸引大部分外国游客的到来。由此可见，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的市场价值巨大。
（二）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的开发价值
红山文化旅游资源的独特性。红山文化涵义巨大，影响深远。其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使得红山文化旅游具有独特性、唯一性。
1、中华第一龙
1971年，被考古界誉为红山文化象征的“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玉龙在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出土，赤峰市也因被誉为“中华玉龙之乡”。红山玉龙的发现，不仅让中国人找到了龙的源头，也充分印证了中国玉文化的源远流长。
2、红山女神与女娲
红山文化的许多重要发现印证了多个历史神话。在华夏子孙中，很多人都听说过，但多少年来，“女娲”其人一直是个谜。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彩塑女神像，与古籍“女娲补天”的故事记载有惊人的相似。
3、中国“金字塔”
这是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红山文化“金字塔型建筑”，约比埃及金字塔早500年左右。有学者推测：“金字塔”顶――炼“女娲石”的地方。
（三）旅游价值吸引力强
红山文化所包含的独特的资源以及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影响，给红山文化旅游增添了巨大的并且独一无二的吸引力，从而使红山文化旅游具有极强的旅游价值。
1、文化体验
任何一种文化旅游其最基本的就是拥有文化体验价值。那么，红山文化旅游也不例外，其文化内涵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化所不具备的，甚至可以说，红山文化旅游的文化体验价值更胜一筹。
2、缅怀历史
红山文化的发现挑战了中国传统的以中原即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发源地的说法，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丰富的历史实证实物，这些都为人们提供了缅怀历史的场所、情感和实物。
3、情感认同
红山文化为中华文明5000年提供了强有力的地下实物例证，为中国人是龙的传人的传说找到了源头等等这些一系列的证明强烈的冲击人们的心灵，使人们极易产生强烈的认同，产生巨大的情感价值。
4、审美价值
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有关红山文化的一系列的玉器、玉龙、瓷器、等等的出土文物，个个形象生动、造型别致、工艺水平高，极富审美价值。例如，赤峰市红山大型碧玉C型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
五、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开发问题
价值认识不足。
（一）“与世无争”
虽然红山文化的根基在赤峰，但是赤峰市在对待红山文化的问题上却显得“与世无争”。似乎并没有认识到红山文化的巨大能量。红山文化发展至今，无论是从旅游上还是从文化的发扬传承上，并没有将其摆正位置。
（二）“手足无措”
在发展旅游过程中并不是很清楚如何对待她。也没有抓住权威媒体报道赤峰市红山文化的机遇。
（三）形象模糊
赤峰市红山文化从发现至今，由于观念等问题，无论是从文化传承角度，还是从提升城市内涵灵魂的角度、亦或是从旅游发展的角度，红山文化旅游的形象、甚至是赤峰的旅游形象都是模糊的。
六、营销对策
（一）转变观念
一个人的认识高度，特别是旅游管理者的意识对一个地区的旅游发展及其重要。旅游管理者的意识水平甚至可以说是决定着当地旅游发展的阶段与速度。现如今正值旅游发展的机遇期，旅游管理者更应提高意识，全面的看待旅游。意识水平的高低有赖于专业素养、实战经验、不断的学习、开阔的视野等。
（二）形象定位
赤峰市旅游发展至今，仍旧是知名度不高。对于这样一种情况，应该需要清晰其形象，对其进行形象定位。将其放在全市旅游发展的大环境中发挥其影响力。依据前面对赤峰市红山文化的资源状况的特性、特点和内涵的分析，加之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亦无形象定位。现在对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进行形象定位。
形象口号：曙光之城，塞外赤峰
此形象口号突出了赤峰市红山文化是文明发端。一个“曙光之城”四字足能够使人们产生无限遐想，具有无限的包容性、想象力。越易感知越能体现差异。古老文明的性格特征；易勾起向往、激感，因而易沟通。
（三）形象推广与营销
一个旅游地形象确定以后需要营销对其进行形象推广。现根据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的形象定位以及赤峰市原有的与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有关的营销，制定出以下营销方式、策略。
1、整合营销
赤峰市旅游对外宣传时一直仅仅是以草原为名，但是，效果并不是十分显著。人们提到草原时，往往想到的是内蒙古其他地方的草原，而没有一下子就想到赤峰。因而，这种单一的、没有包容性的营销应该改变。从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的意义和内涵来看，将其加入到市旅游营销上去，无论是对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本身，还是对整个赤峰市旅游来说有百利。红山文化可以提升赤峰市品牌，提升市的内涵。正所谓，文化是灵魂。
赤峰市红山文化在开展旅游过程中，应该将博物馆和红山文化遗址联系起来，而不应该将其割裂。
2、协作营销
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除了要注重与赤峰市整体旅游的协作以及红山文化旅游资源的整合以外，更应该注意与京、津、冀地区特别是北京地区，积极争取进行旅游协作。利用京、津、冀地区，特别是北京的客流量、知名度、以及距离近、交通便利的优势，积极争取旅游协作机会，来带动红山文化旅游的发展。
3、差异营销
人气对旅游地、旅游景区发展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人气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尤其是对外可以形成巨大的吸引力、召唤力。人气是口碑相传的基础。鉴于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发展至今人气不高的状况，提高其人气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差异营销为增加旅游地人气提供了可能。
“差别对待”：首先，要考虑将临近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地周围的人调动起来；将本市、本旗县的调动起来；甚至可以考虑对临近蒙市、旗县的人也加入到需要调动的行列中去。对以上需要调动起来的地方的人实行优惠政策吸引，进行差别宣传。最主要的就是钱的问题。可以进行象征性的收取门票费用。其次，对于这样一种价值高、内涵深刻的文化，完全可以作为本市及其临近蒙市、旗县的学生的思想教育、追溯历史发端的一个基地。这样一来，人气有了，就有了对外的吸引力和召唤力，就有了口碑相传的可能。并且，这样的方式一旦成功，还很可能会避免甚至是消除十分明显的淡季。
4、玉龙卡
用有“中华第一龙”之称的C型玉龙做卡上面的视觉标识，并将此卡命名为玉龙卡。凡是到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的游客，都可获取一张龙卡（收取工本费）。拥有此龙卡之后去市内任意其他景点免门票（古迹类全免，其它半价）。
5、广而告之
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发展至今仍然默默无闻，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宣传告知的力度太小、太微弱。那么，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在营销上就要加大投入。投入大量广告费用，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煤价，重点是在收视率高电视台频繁的播。最终绝对能达到广而告之、家喻户晓的效果。
6、高调营销论坛盛会
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是在内蒙古.赤峰召开的汇集世界各地关于人类文明起源以及红山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聚集在一起探讨、交流有关红山文化的研究、发现。应该把握这种高标准、高规格的盛会来对宣传赤峰市红山文化。盛会举办前应该尽全力、用各种媒介进行宣传；盛会举行时应邀请有实力的各地方电视台进行采访；盛会举行后进行报纸杂志的后续报道以及召开必要的记者会。总之，将红山文化国际高峰论坛除了与会专家国际化之外，更应将盛会开展的各方面办的国际化、高标准、高规格、“高调化”。如此将会有力的推动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的发展、促进红山文化的传播、传承。
7、积极准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根据世界文化遗产的评价标准，赤峰市红山文化几乎符号评价标准中的全部6条。积极准备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成功之后不但是对红山文化本身的一种保护和传承，也是一种品牌意识，同时更能使赤峰市红山文化旅游的发展上一个新台阶。
8、积极争取建成北京――赤峰的动车
赤峰被誉为“北京的后花园”，但到目前为止，交通的通达状况极不理想。争取建成北京―赤峰的动车成为赤峰旅游发展的关键问题。
红山文化篇5
关键词：井冈山；红色文化；时代价值
一、井冈山红色文化的内涵
井冈山红色文化是指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由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井冈山红色文化不是红色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将中国历史文化中红色寓意与社会历史实践的思想有机的整合，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选择、融化、重组、整合中外优秀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特定文化精神和文化形态。
井冈山红色文化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包括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两个方面。其中，物质资源表现为遗物、遗址等革命历史遗存与纪念场所；非物质资源表现为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红色文化是以红色革命道路、红色革命文化和红色革命精神为主线的集物态、事件、人物和精神为一体的内容体系，可以概括为井冈山斗争时期中的“人、物、事、魂”。其中的“人”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有着一定影响的革命志士和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革命烈士；“物”是革命志士或烈士所用之物，也包括他们生活或战斗过的革命旧址和遗址；“事”是有着重大影响的革命活动或历史事件；“魂”则体现为革命精神即井冈山精神。
二、井冈山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
井冈山红色文化产生于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它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井冈山红色文化提高了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提升了人民军队的战斗力，赢得了人民的巨大支持，巩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井冈山红色文化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要求，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一）坚定的理想信念
革命烈士夏明翰面对敌人的屠刀，喊出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豪言壮语。胸怀理想、坚定信念正是井冈山红色文化的精髓。井冈山斗争时期，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革命队伍处于白色势力四面包围之中。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共产党人靠的是对中国革命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有了这种崇高的理想信念，就会产生战胜困难、战胜敌人的精神力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英勇杀敌，在敌人的屠刀下慷慨就义、视死如归，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精神饱满、斗志旺盛。理想信念是最高的人生价值追求，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念。因而，它们对人们的思想言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是主宰人们各项行动的精神支柱。理想信念是保持强大精神支柱的基础。过去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前赴后继，始终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就是因为我们党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一个人、一支队伍和一个民族没有远大而坚定理想信念就没有精神支柱，就缺失支撑其奋发向上、追求进步的精神动力。同志说过：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1]有了共同的理想信念，就有了共同的革命目标，就能使人们团结起来，为了这个理想奋斗。
新世纪，我们仍然面临各种严峻的困难和挑战。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面对诸多复杂矛盾和困难，面对种种新的考验和磨炼，更加需要我们像井冈山军民那样，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
（二）无私奉献的精神
井冈山的斗争虽然只有两年零四个月，却有四万八千人为此献出了自己年轻又宝贵的生命。井冈山斗争时期壮烈牺牲的烈士英名录，共有15 744位，包括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周边的7个县市烈士名录，也包括外省外县在根据地范围内牺牲的烈士。还有3万多没有留下姓名的革命烈士。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天下第一山”，正是由无数革命英烈伟岸的身躯奠基而成的。
党和红军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战，井冈山人民就把革命当作自己的生命和无上光荣的旗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根据地人民为了支援革命战争，保卫红色政权，还纷纷让自己的儿子和丈夫参加红军及地方武装。当时，到处可见母送子、妻送郎的动人场面。仅以宁冈县为例，据解放后该县民政局调查统计：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宁冈县总人口仅五万余人，而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就有一万余人。其中，参加红军的有3 596人，暴动队3 804人，赤卫队1 115人，少先队1 625人，儿童团1 348人。此外，还有参加之前的4 121人，参加妇女慰问洗衣队的有881人。这些数据，对一个小小的宁冈县来说，简直是一个奇迹。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的解放和幸福而建立的，多少人为此义无反顾地牺牲了自己的利益甚至宝贵的生命。现在，国家正在一步步富强起来。我们在享受幸福生活的同时却不能忘了这是多少革命先烈无私奉献换来的。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实现党的根本宗旨而奋斗。
（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思想作风
同志曾指出：“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只有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体察人民群众疾苦，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井冈山艰苦创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关心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为了人民的利益和革命事业的需要，无数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甘愿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处处表现出军民一家，军政一体，官兵一致的动人景象”。[2]正是因为我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般的联系，才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使得反动派一进入根据地，就陷入人民战争的大海。上井冈山之初，身背斗笠，脚穿草鞋，走遍了整个罗霄山脉，对井冈山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进行了详细而周密的社会调查，先后写出了《永新调查》、《宁冈调查》。1928年5月至17月，边界各县掀起了全面分田的高潮，还亲自帮助农民写分田牌。农民们欣喜地看到：走到哪里，土豪打到哪里，田地分到哪里。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当时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民众在打土豪后相信毛司令，在分田地后相信党相信苏维埃”，他们从事实中认识到党和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就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
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注重总结和发扬我们党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历史经验，要坚持执政为民，同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地站在一起，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
（四）艰苦奋斗的作风
艰苦奋斗是井冈山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建立革命根据地，离开艰苦奋斗精神是无法实现的。井冈山斗争时期，军队不仅在军事上“围剿”，而且在经济上严密封锁，妄图把红军饿死、困死在井冈山。“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日益缺乏，成了极大问题。”[3]为了解决红军给养，安定群众生活，巩固红色政权，边界党组织领导根据地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了有效的经济斗争和经济建设。、等党和红军领导人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带领井冈山军民自己动手挑粮、种菜、编草鞋、挖草药、熬硝盐、办军械厂，克服各种困难艰险，打破重重包围封锁，巩固和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了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当时，在红军中流传着一首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这不仅是当时红军生活的真实写照，更反映了他们的革命乐观精神。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是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然而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发展仍然比较落后。同志曾指出：战争时期有战争时期的困难，和平时期有和平时期的困难，和平时期的困难不一定比战争时期的困难小，甚至会更大。历史告诫我们，越是胜利、成功、顺利和安逸的时候，越要保持高度警惕，保持头脑清醒。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要戒奢戒侈、戒骄戒躁，永葆革命本色。
三、结束语
改革开放30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在拥有丰裕物质生活的同时，一些人的心灵深处却出现了“荒漠”。而“红色文化热”的兴起则满足了人们心灵的需求。红色文化倡导的是崇高思想境界和革命道德情操，传播其理念、彰显其精神有利于红色革命精神深入人心。红色文化资源内容丰富，每一处革命遗迹、每一件珍贵文物、每一堂传统课都是鲜活的教材，都折射着革命先辈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爱国情操的光芒。
目前，井冈山保存的100多处革命遗址（其中部级保护遗址就有21处）、3 000件馆藏文物及4 000多张历史照片等历史资源。如何发掘和利用井冈山红色文化中独特的价值功能，不仅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性，还对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红色文化产业新品牌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结合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的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实践，大力挖掘井冈山红色文化，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放射出新的光芒。
参考文献：
[1]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红山文化篇6
关键词：红山文化；人物造像；功能；祖神像；巫神像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006-05
人物造像是红山文化最重要的元素之一，也是神本社会的重要实证。根据人物造像的材质、造型和表现手法等可把红山文化的人物造像分为祖神像和巫神像两大系统。
一、红山文化祖神像系统
祖神像是以祖先形象为模型，是对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造像，其人物的面部特征和躯体特征明显。祖神像系统主要包括孕妇像、口部做呼麦的人像和口部闭合的人物像。经过考古发掘和调查发现的红山文化祖神像很多，从材质上看有陶质、泥质、石质之别；从造型特点上看，有口部张开、吻部前突的，有口部闭合、面带微笑的；也有腹部圆鼓的孕妇像，根据面部特征和躯体造型特点，红山文化祖神像可分为A、B、C型。
A型，主要为女性特征明显的孕妇像，出土于牛河梁、东山嘴和西水泉等遗址。比较完整、典型的有牛河梁第一地点泥塑女神头像和牛河梁第五地点陶塑女性人像、东山嘴孕妇像和西水泉遗址陶塑女性人像。牛河梁女神像（图1―1）出土于第一地点女神庙中，为泥塑人像。人像头顶残，额头顶部有箍饰，眼部镶嵌玉石为睛，睛面圆鼓磨光，宽鼻翼、阔嘴厚唇，右耳完整，左耳残缺，近耳垂部有一穿孔。牛河梁第五地点上层二号冢（N5SCZ2）出土一件女性塑像（图1―2）[1]，位于该冢东南N5Z2M1东北侧，通体磨光，双乳凸出，双臂贴于隆起的前腹部。塑像头部和右腿残缺，左脚穿高靴，立像。辽宁喀左县东山嘴出土陶塑人像4件[2]，其中孕妇像2件，均，女性特征明显。头、臂均残，腹部凸起，臀部宽大，左臂弯曲，左手护腹。TD9②：5出土于圆形祭坛东北侧黄土层，上体前倾，下肢弯曲，足部残缺，表面未磨光。TD9②：7出土于圆形祭坛东侧黄土层，身体肥硕，腹部圆鼓，下肢弯曲，下身残缺。塑像通体磨光，似涂陶衣。TD9②：9出土于圆形祭坛东南侧黄土层，上身残缺，只剩手臂和腔腹部，空腔。双手交叉于腹部中间，左手似握拳，右手握左手腕部，右手手指修长。TD9②：10出土于圆形祭坛东南侧黄土层，盘膝正坐，右腿搭在左腿上，左足足趾，右足残缺，空腔，左膝部一圆孔通空腔内，下身底部饰席纹。赤峰西水泉遗址陶塑人像（图1―5）[3]出土于居住址，头部残缺，突起，为女性。下部刻划竖线条纹一周。敖汉旗西台遗址F4出土陶塑人像1件，，双乳突出，女性特征明显。
林西大半砬山石雕人像为胎质泛红的滑石，质地软。大眼三角形鼻，嘴柳叶型，无耳朵，右前额角对钻一孔，当为系绳穿挂之用。
B型，口部闭合、面带微笑，该型人像有泥质、陶质和石质之别。主要出土于牛河梁、半砬山、草帽山和那斯台等遗址。牛河梁第三地点陶塑人像（图1―6）面部残件出土于环沟内，在西北下部的堆积中。鼻梁平，鼻头宽。嘴微微闭合，上下唇写实性非常强。辽宁朝阳半砬山石雕人像（图1―7）[4]头顶盘绕发髻，浓眉大眼，眼球外凸，高额头，凸颧骨，神态自然。草帽山遗址石人像ASCZ1：1（图1―8）出土于祭坛旁，为红色凝石灰岩雕琢而成。头部完整，头戴冠饰，方脸高鼻，双目微闭，嘴唇略突，嘴角微扬，头部后方雕琢出凸棱纹，神态安详。那斯台遗址人像（图1―9）左眼、双臂残，额头从眉弓向上有一道隆起的脊，至头顶形成两个尖状小角，高鼻梁、双耳前照，双腿弯曲蹲坐。
C型，一般均为残头部，口部张开、吻部前突，似做呼麦。该型人像一般为陶质。标本主要有4件，出土于牛河梁、兴隆沟、半砬山和铁匠炉遗址，均已经正式发表。牛河梁第一地点出土小型人体陶塑头部残件1件（图1―10）。额上以一道阴刻线表示箍形饰，头顶刺小圆坑10余处，颈后部3道压印阴刻线。眼窝大而深，鼻直，嘴部张开向前突出，似在呼喊[5]。敖汉旗兴隆沟陶人像（图1―11）[6]出土在第二地点房址F9中，双腿盘坐，双臂弯曲，右手在上握住左手放在双脚上，头部戴冠，发髻盘起，用条带捆扎，形成横向发髻，头部正中有一圆孔。人像神态逼真，特别是嘴部张开，唇部向前隆起，右侧脖筋明显，锁骨清晰，似在呼喊。耳垂钻有圆形小孔。微微凸起，背部微驼，似男性。半砬山陶人像（图1―12）[7]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尹杖子村半砬山山顶积石冢。人像细眉小嘴，高鼻梁，头顶发髻盘绕。翁旗广德公镇铁匠炉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像（图1―13）方脸、细眉、细眼，鼻子微凸，头部戴冠残[8]。
二、红山文化巫神像系统
红山文化巫神像最突出的特征是面部为兽面，明显不同于祖神像的人面，且多为跪坐式和倚坐式。巫神像大多为采集和收藏品。那斯台出土的巫神像[9]是仅有的一件见于报道的红山文化跪坐像。虽然缺少地层关系的直接证据，但是很多学者依据器物造型和类型学比对推断为红山文化时期遗物。此外，还有故宫博物院、英国剑桥大学菲兹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瑞典远东博物馆各收藏玉人一件[10]。“这类玉人多为倚坐式，姿态与东山嘴遗址出土的陶塑孕妇像像相同，臀下应另有依托物，也是将其归为红山文化的依据之一。”[11]
那斯台出土的石雕巫神像[12]头顶为3层圆饼型装饰，面部为菱形，双目下斜成八字，鼻梁为三角形凸起，下颌前伸。曲臂合掌放于胸前，双腿弯曲跪坐，通高19.4厘米，宽6.25厘米，厚5.29厘米（图2―1）。
故宫博物院玉人，有耳有角，头部双角高耸，角间网格纹，面部窄，长耳塌鼻，细腰长腿，上肢短变粗，颈背部有对穿的孔，隐约可见人的眼睛，应是戴动物冠的人坐像，动物应为鹿类（图2―2）。
英国剑桥大学菲兹博物馆玉人像为蹲踞式人物坐像，，三角形脸，尖下颌，弯眉，长菱形眼，三角鼻，小嘴。双首按膝，无脚，小腿下踩一弯月形台。前胸未表现性别特征，但是双腿间浅浮雕凹纹和不规则的坑洞表现的应是女性特征。头上前肢上举，头向上仰，似熊首。两腋旁有凸起。玉人高12.2厘米，推测应是一个头戴熊首帽的女巫（图2―3）。
瑞典远东博物馆玉人为蹲踞式人物坐像，双手按膝部，兽面似牛，面部模糊，有3个大长耳与一个尖端秃钝上翘的长角，推测原有4耳双角，现缺一耳与一角，腿部无半月形台。也应是头戴牛首帽的巫（图2―5）。
三、兴隆洼、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人物造像系统源流关系
纵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人物造像，大致可以勾勒出祖先崇拜习俗的发展演变过程。
兴隆洼文化时期无单独的祭祀区，所出土的石雕人像多出于居住址，几乎完全是孕妇形象的女性祖神。兴隆洼遗址石雕像在约10厘米高的椭圆形花岗岩石柱上阴刻，表面光滑，头尖底平，头、眼特大，肩平于头顶，双臂抱拢，双腿箕踞前伸，应是女性阴刻浮雕像（图3―1）[13]。白音长汗出土的石雕像通高36.6厘米，胸阔10.8厘米，腹背轴15.7厘米，头呈上削下阔的三角形，颅顶尖削，前额突出，双眼大而深陷（图3―2）[14]。林西县西门遗址出土两尊人像[15]。一件通高约67厘米，最宽处21厘米，最厚处17.3厘米，圆头、五官明显，手臂交叉于腰腹间（图3―3）。另一尊高约46厘米，最宽处18.5厘米，颅顶尖耸，小臂分开向上弯曲，颈胸前凸雕半圆形项饰（图3―4）。两尊石雕像重点都是突出女性性别特征。现藏于克什克腾旗博物馆克什克腾旗万合永乡山前村出土的石雕人像双臂抱拢，腹部圆鼓，女性特征明显，高40厘米，宽15厘米，厚19厘米（图3―5）。这一时期人物造像主题单一，几乎全是石质孕妇像，突显女性特征；双手护于胸前，一般为垂座式。
赵宝沟文化时期出现了独立的祭祀区，祖神像以石雕为主，并出现了陶质人物造像。滦平后台子遗址6件石人像[16]类似于红山文化A型女祖神。采：14，孕妇形象，蹲坐，眉粗隆，鼻略凸，呈三角形；耳外凸，眼睛以一阴刻线表示，微睁；吻部略隆，闭口。曲肘，手抚腹，二乳，腰腹宽肥，小腹与后腰隆鼓。臀部与尖形小石座相连，腿向内曲、脚相对（图3―7）。采：15，孕妇形象，通体磨蚀较严重，头、身与采：14相似。两手相对抚腹。手指已磨蚀不清。大腿平直，小腿自然下垂（图3―8）。采：17，胸、腹、脸部及右耳残损。为孕妇形态，表现手法较采：14趋近写实。体修长，头无发，眉粗隆，与鼻梁相连，鼻残。眼睛以柳叶形沟槽表示。耳长圆，耳间刻一柳叶形沟槽。体表磨光，面部精磨，肌肤感较强，倒圆台形座（图3―9）。采：18孕妇形象，蹲坐姿，雕法写实。体端正，比例适中。颈后部有一条凸起的发辫，以人字形阴刻线表示辫花，辫长5、宽2厘米（图3―10）。乳隆，腰腹粗肥，曲肘，手指伸直上下交错抚腹。有凹坑，臀部发达，大腿平伸，小腿下垂略向内曲，两脚皆残，背脊有沟槽。体磨光，制作精细，肌肤感很强。座为圆柱形，未经细磨。采：19，女性，端坐式。无发，眼部内凹，颧骨略凸，小口微张。胸腹较平略内凹，刻划出竖沟。两臂自然下垂，手扶膝。无底座（图3―11）。赵宝沟遗址陶塑人像F103①：6[17]类似于红山文化B型祖神像，手制捏塑，脑后塑空。口、鼻、眉、目、耳均凸出，耳靠口，较小，双眉相接，并做有两鼻孔，口部未分上下唇，脸形消瘦。从后部残断情况看，来应属某种器物的装饰（图3―12）。赵宝沟遗址陶塑人像F103①：5[18]类似红山文化C型祖神像，人面呈近圆形，唯一下领口部略凸出，人面扁平，刻有眉、目、鼻、口，不见耳（图3―13）。赵宝沟文化时期孕妇像多为石质，腹部更加圆鼓，双手护于胸前，和兴隆洼文化祖神像形制相似，当有着亲缘关系。所不同的是赵宝沟文化时期还出现了口部闭合的陶塑人像和口部做呼麦状的陶塑人像。这3种类型的祖神像在红山文化时期均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不同的是红山文化时期A型孕妇像多为泥质和陶质，B型口部闭合的祖神像多为石质。总之，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到红山文化可以看出祖神像系统发展演变关系十分明显。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祖神像是红山文化祖神像的源。
巫神像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可以上溯到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时期。巫神像共同的特点是一般后背都有对穿的双孔，应为穿系佩戴之用。白音长汗遗址AT27②：7石巫神面像，平面椭圆形，正面微凸，正面上部磨出一对月牙形凹槽，两侧各有一向下弧线，代表双目。下部磨出一横向凹槽，表示口部，其上下各两道凹槽，内嵌蚌壳表示牙齿。背面上部磨出一横向凹槽，两端向侧斜边斜向钻孔，用于穿系（图3―6）[19]。巴林右旗博物馆藏玉巫神面像背部也有一对对穿的孔，当用于穿系[20]。其特殊之处是嘴部到下颌雕以网格纹，类似于“中华第一龙”鼻端的网格纹，据此推断应为赵宝沟文化时期（图3―14）。二者虽然均有人面特征，但从口部观察，白音长汗遗址AT27②：7和巴林右旗博物馆藏玉巫神面像均有兽牙，当是巫的面具，不同于祖神像系统。红山文化时期这种巫神面像少见，但却出现了跪坐和踞坐的兽面巫神像。二者形制相差甚远，是否具有发展演变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红山文化篇7
方缘圆孔器一件（图24）。出自敖汉旗草帽山遗址。外缘边长9.4～9.9厘米，内缘直径3.8～4.1厘米，白色。外缘近似方形，内缘呈圆形，两面光平，靠近一侧边缘正中钻一小孔，孔径0.3～0.5厘米。通体抛光。
玉钺两件。依据形制不同，可分为A型、B型。
A型（图25）出自敖汉旗份子地遗址。长15.6厘米，宽14.2厘米，中心孔径2.8厘米，边缘孔径1.2～1.4厘米。石质，灰白色，夹杂有黑色斑点。器体近似梯形，通体磨光。顶部平直，两侧略外敞，呈斜直状，刃部呈圆弧状外凸。中部偏上钻一圆孔，靠近顶部边缘内侧钻有两个小圆孔。
B型,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柄端平齐，圆弧刃，柄部有一圆孔，扁平磨光。
玉熊一件（图26）。出自奈曼旗。高5.3厘米，最宽2.1厘米。黑色玉质。上为圆形兽首，双眼圆凸，吻部前伸，下为椭圆形身躯，背部弯曲，胸腹部雕有相交的双前肢爪，通体有如胎儿状，腹部下端雕有三条凸起弧线。
玉鱼一件（图27）。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长4.3厘米。葱白色碧玉琢成。扁圆锥形，头颈部有一周阴刻弦纹，似为鱼鳃，钻孔表现鱼眼，圆嘴呈凹坑状，左侧顺体刻一条沟痕，右侧两条似为鱼翅，尾端变细呈钝尖。
兽形玉器一件（图28）。采集自巴林右旗查日斯台嘎查遗址。长8.9厘米，宽2.5厘米，厚0.5厘米。青玉质，黄褐色。近似虎形，长条形扁平体，周边有两面磨薄，中部较厚。粗雕成兽形，脊上部正中有一对钻圆孔，一面中段有四道斜凹线纹，下为两道弧形凹线纹，另一面饰三角形凹线纹，尾端扁宽，头上有一扁耳。通体磨光。
兽面形饰两件。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依据形制不同，可分为A型、B型。
A型,椭圆形扁片状，以两个圆孔表现眼睛，面下部有一排牙齿。
B型,头额光滑，脸部较窄，下部有齿。
玉两件（图29）。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出土。两件形制基本相同。整器呈环状，一侧有窄缺口。
玉斧七件。依据形制不同，可分为A、B、C三种类型。
A型：三件。其中一件（图30）出自敖汉旗千斤营子遗址，长25厘米，墨绿夹杂黄绿色，呈长条舌形，顶部略窄，平直，刃部较宽，呈外凸弧形，两侧微外弧，通体抛光；另一件出自敖汉旗北泡子沿遗址，长19厘米，宽7厘米，黄绿色，夹杂有褐色沁斑，器体呈长条形，顶部略窄，平直，刃部稍宽，呈外凸弧形，两侧斜直，通体抛光；还有一件出自克什克腾旗好鲁库遗址，长7.7厘米，宽2.8厘米，深绿色，器体呈长条形，顶部略窄，平直，刃部较宽，呈外凸弧形，两侧斜直，通体抛光。
B型：一件（图31）。出自阿鲁科尔沁旗巴彦塔拉苏木巴彦诺尔遗址。长8.5厘米，宽2.5～5厘米。墨绿色，夹杂有红褐色沁斑。器体平面近似梯形，顶部较窄，平直，两侧斜直，两面微外鼓，刃部略宽，呈外凸弧形。通体抛光。
C型：三件。其中一件出自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长13.4厘米，宽4.8～6厘米，青绿色，器体平面近似长方形，顶部呈斜弧形，两侧较直，刃部略外弧；另一件（图32）出自翁牛特旗海金山遗址，长4.4厘米，宽2.7～3厘米，孔径0.3厘米。黄绿色，器体呈长方形，四周边缘平直，两面光平，刃部略厚，靠近顶部正中对钻一圆孔，通体抛光；还有一件出自林西县大营子乡土庙子村遗址，长6.8厘米，黄绿色，略呈长方形。
玉坠饰63件（图33）。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土。依据形制不同，可以分为A、B、C三种类型。A型，圆珠形；B型，半圆形；C型，扁片形。
此处出土的玉器还有玉管、纺瓜、玉片等。
红山文化玉器的造型和题材
红山文化玉器的造型较为丰富，各类玉器主要是在造型来源实物的基础上，趋于写实略有夸张地进行表现。主要有工具形、肖生形和几何形。其中，工具形源于先民的生产生活、日常生活实用的工具，如斧、棒等。肖生形来自自然界的生物，如猪、鸟、龟、鱼、蝉等。几何形可能是源于对天、地、云等自然现象的认识，多以矩形、圆形、圆柱形的几何形状为基本造型，这类玉器有玉璧、连璧、箍形器等。
红山文化玉器大多光素无纹，少数雕琢有网格纹、瓦沟纹等。
红山文化玉器的功能和用途
依据玉器的形制特点、出土位置以及使用功能之不同，红山文化玉器一般可分为装饰类、工具类、礼仪类三种。其中，装饰类有玉、玉环、玉珠、玉镯等；工具类有斧、锛、凿、棒形器、纺瓜等；礼仪类有玉龙、勾云形玉佩、箍形器、璧、连璧、三孔器、方缘圆孔器、玉人、人面形玉饰、双龙首玉璜、玉、玉鸟、玉鱼、玉蝉、玉熊、玉龟、兽形器、兽面形器等。
礼仪类玉器在红山文化玉器群中，占主导地位，装饰类、工具类玉器所占地位并不突出。刘国祥先生曾指出，红山文化玉器的使用功能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玉器的装饰功能明显淡化，作为神器或法器使用的特殊功能显著增强；二是祭司死后，玉器成为主要随葬品，具有标志墓主人等级、地位、身份等特殊功能，并由此成为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内部分化、等级制度出现的真实物证。可见，在使用功能方面，红山玉器的宗教礼仪、祭祀色彩浓厚，玉器使用时的组合搭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宗教祭祀活动及葬俗有密切关系。
从红山文化玉器的出土数量和种类上看，玉猪龙、勾云形玉佩和玉箍形器是此期最具代表性的三种器类。下面以玉器出土时位置，结合玉器造型特征，探讨这三种玉器的具体功用。
勾云形玉佩（包括带齿兽面形玉佩），一般呈矩形扁片状，中心部位镂雕作勾云状盘卷，四角琢出弯曲的卷状勾，器面磨出与纹饰相对应的凹槽，器边缘呈薄刃状。带齿兽面佩，多为镂空圆孔式双眼和弯弧形双眉，下部有一排牙齿，表面琢有相应的浅凹槽，二者具有一定的发展演变关系。从勾云形玉佩的出土情况看，多出于等级较高的中心大墓，且通常放置于墓主人的头部、胸部、腹部等人体的关键部位，说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非同一般。关于勾云形玉佩的造型寓意，学界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苏秉琦先生认为与红山文化一种以玫瑰花为原型的彩陶花纹图案有关；刘国祥先生认为是直接或间接继承兴隆洼先民崇拜鹿角、猪獠牙等实物形态的一种艺术化再现；田广林先生认为是抽象的鸟纹形象；尤仁德先生认为是对云气形象的抽象表现；杜金鹏先生则认为代表龙的形象。该器的功用，可能是某些特殊社会成员的标志或巫师通天的媒介。刘国祥先生认为勾云形玉佩是红山文化玉器群中最重要的器类，可堪称红山文化第一重玉。
玉猪龙，一般蜷曲呈环状，头部硕大，猪首蛇身，吻部前噘，口微张，双目圆睁，面部多道皱纹，三角形耳部竖起。玉猪龙皆有一个穿孔，穿孔一般位于颈部，靠近头部。穿孔是用来系绳，其使用方法是吊挂在胸前。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由六个单元组成，东西长150米，南北宽60米，由西向东第一、二、四、五单元为祭祀冢，第三单元为祭坛，第六单元被扰动甚大，性质不清。一号冢共发现27座石棺墓葬，中部有两座东西分布的大型墓葬，南部墓群分成四排，M4位于南数第二排的最靠西部，东、南两壁分别与M6西壁、M10北壁相接。墓主是成年男性，仰身直肢，两腿膝部相叠压，左腿在上，右腿在下。随葬三件玉器，一件玉箍置于头骨下，两件兽首玉龙并排倒置于胸前。从M4出土玉龙位置看，墓主人胸前玉龙吊挂一同与墓主人下葬，穿孔部位应该向上，后因尸体腐烂，位于胸前的玉龙滑落才使玉龙倒置。从玉猪龙的出土情况看，大都放置于墓主人胸前，可以推断其使用方法是佩于巫师的颈上或坠于神服之上。玉猪龙既可能是巫师通天地的法器，也可能是氏族部落作为崇拜和祭祀对象的礼器。
箍形器，多作椭圆形筒状，上大下小，上端作斜坡形口，口沿琢磨成刃，下端平齐，一般两侧各有一个小圆孔，整器呈倒置的马蹄形。出土时大多位于墓主人头下，少数置于墓主人胸前或肩部。箍形器的用途有多种说法：李文信先生认为是束发用具即发箍；林巳奈夫先生认为是一种铲东西或撮东西的用具；杨美莉女士认为是一种通天地的神器。箍形器的器体较大，高度通常在10～20厘米，直径在7厘米之上，不太可能是实用的发箍，因为人不可能有足够多的头发以固定住玉箍。从箍形器的出土情况上看，解释为通天地的神器应该是较为可信的。
红山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艺
红山文化玉器无论在辨材选料，还是在加工技术方面，都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从现有资料上看，红山文化时期主要为透闪石、角闪石之类的软玉，少部分为蛇纹石类的岫岩玉和绿松石。玉材颜色有：淡绿色、黄绿色、灰绿色、灰白色、黄色、淡黄色、碧绿色等。
红山文化时期，玉匠已能较熟练地使用各类磨具、管钻、钻等工具，进行钻孔、切割、镂雕、研磨、压地隐起、抛光等工艺。其中钻孔、研磨、镂雕和抛光是红山文化玉器制作中较为常见的工艺。
钻孔工具多为钻，即实心钻，少数为管钻。钻孔时，手工转动钻，以潮湿的解玉砂为介质钻孔。由于工具形状特征和玉料的耗损递减，具钻孔极易产生“喇叭孔”现象，由于解玉砂的颗粒不均，孔壁上多有宽窄、深浅不一的螺旋纹。玉器钻孔方式有三种，单向直钻，双面对钻和斜向对钻。相对应的钻孔形态也有三种：单向直钻者，呈“喇叭状”，双面对钻者，呈“蜂腰状”，即上下两个“喇叭孔”；斜向对钻者，呈“隧孔状”，可认为是两个“喇叭孔”倾斜相连而通。
红山玉匠善于使用各种研磨技术，研磨工具主要为扁片状的有刃石片。玉器表面的阴刻线条多为反复推拉研磨而成的宽浅形，如勾云形玉佩上就有宽槽式“瓦沟纹”，沟内常有磨制留下的细密线纹痕迹。
红山玉器的镂雕，多见于勾云形玉佩之上，主要以扁片状磨具或结合钻在器表两面进行反复对磨，直至把玉器磨透出现空洞，再对空洞边沿加以修整而成。因此，红山文化玉器镂空处边沿多呈薄刃状。
红山文化篇8
关键词：红山文化玉器；教学资源；开发应用
中图分类号：K873；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009-04
笔者在《红山文化玉器教学资源探析》①一文中就红山文化玉器课程教学资源的种类及重要性进行了分析，认为红山文化玉器资料种类多样，内容丰富，包括考古发掘报告和调查报告、玉器图录、博物馆展出的玉器及研究论著、论文等多种形式，这些资料不仅是中国考古学、中国玉文化研究、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成果，也是考古专业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资源，对红山文化玉器的教学具有指导作用。本文结合教学实践，就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成果在教学中的开发与应用进行初步探讨。
考古发掘报告和调查报告是教学和研究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料。红山文化玉器有考古发掘出土、征集采集、传世等不同的类型，其中经过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研究价值，是教学过程中首选的资料。
在考古发掘报告中，发掘者对出土玉器的遗址所处地理位置、环境，遗址规模、主要遗迹、出土遗物的基本特征及具置等进行了客观的介绍。从出土红山文化玉器的遗址看，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是位于辽宁境内的牛河梁遗址。牛河梁遗址位于辽西大凌河上游凌源市东北约10公里处，占地面积约为50平方公里。据碳14测定，较早的遗址，距今4975±85年，树轮校正5580±110年；较晚的遗址，距今4995±110年，树轮校正5000±130年。该遗址延续使用近500年的时间，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目前已发现遗址点有20多处，在有编号的16个地点中，有13个地点都是积石冢。已发掘的有第二地点、第三地点、第五地点和第十六地点。②发现的遗迹有女神庙、积石冢、石棺墓、祭坛、灰坑等，出土的遗物有玉器、陶器、石器、建筑构件残块、泥雕人像及动物像残件、陶塑人像、动物骨骼等。在众多的出土遗物中，玉器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多出自有明确层位关系的积石冢石棺墓中，是主要的随葬品。这些玉器对了解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种类、使用功能、玉文化的发展、丧葬习俗、、礼仪文化、社会发展状况等提供了较详实的资料，从教学的角度看，也是进一步深入认识红山文化玉器、了解其文化内涵的基础资料。
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有如下特点：第一，遗址中出土的玉器数量大，种类多，器形丰富，在四个地点共有40座墓葬出土玉器合计146件（含绿松石制品）。③其中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21号墓出土玉器最多，有20件。出土玉器最少的墓葬为1件，其余各墓内出土的数量不等。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主要有动物形器玉猪龙、双猪首三孔器、兽面形器、双形器、鸟兽形器、玉鸟、玉、玉凤、玉龟、玉蚕、玉蝈等；仿工具类有玉钺、棒形器、锥形器等；装饰类有玉环、玉镯、玉、玉珠、菱形饰、曲面牌饰等；特殊类有玉箍形器、玉璧、双联璧、勾云形器等；人物类有玉人、双人首三孔器等。玉器工艺精湛，器形规范，玉器雕琢技术高超。第二，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位置明确，为研究其使用功能提供了线索。在牛河梁遗址已发掘的四个地点中，每个地点都有大型墓葬。这些大型石棺墓多位于积石冢的中心部位，圹穴和石棺较大且深，出土玉器的数量和种类明显多于小型墓葬，并且造型生动、质地精良。比如牛河梁第二地点21号墓出土玉器数量最多。该墓葬内葬一成年男性，仰身直肢，随葬玉器20件，是目前红山文化单座墓葬中出土玉器最多的一座。④菱形饰1件，放置头部上方。箍形器1件，横置于头顶部。勾云形器1件，位于左肩部，下叠压一件玉璧。双联璧2件，叠置于右肩部，上盖压一玉璧。管箍状器1件，位于右肩部。玉龟1件，放在左胸部，龟背向下。竹节状器1件，位于上腹部。兽面牌饰1件，置于腹部正中。玉镯1件，戴在右腕。玉璧数量最多，共计10件，分别放在头骨左右侧、右侧颌下、左右小臂内侧、左右手下端、左股骨外侧、左小腿骨下和双小腿骨下。牛河梁第五地点中心大墓（M1）内葬一成年男性，仰身直肢，随葬玉器7件。⑤玉璧2件，位于头部两侧。鼓形箍1件，位于胸部。勾云形佩1件，位于胸部。镯1件，位于右腕处。玉龟2件，位于左右手部。牛河梁十六地点4号墓是目前已知红山文化晚期级别最高的墓葬。⑥墓圹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南北长3.9，东西宽3.1米。圹底为长方形，东西长2.68米，南北宽1.2～1.4米，深4.68米，北壁凿成两级台阶，墓西壁和南壁也有台阶。石棺形制为长方形，东西长2.1～2.38米，南北宽1.3米。石棺的棺盖、四壁及棺底均平铺石灰岩石板，砌筑规范。墓主是45-50岁成年男性，葬式为仰身直肢，随葬品玉器6件，绿松石坠饰2件。玉器有玉凤1件，位于头骨下。箍形器1件，位于胸部右侧，斜口向上。玉镯1件，位于右腕部。玉人1件，位于墓主盆骨左外侧的腹部，顺置，反面朝上。玉环2件叠压，位于腹部。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可以初步了解到当时佩戴、使用玉器的方法。从中可以看到，不同种类的玉器摆放位置和使用方式有明显的不同，同类玉器的使用也有差别。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直接佩戴在墓主人身体某个部位上，比如玉镯，有的戴在腕部，有的佩在腰上。二是通过穿系线绳等方式佩戴在身体某个部位或挂在衣物上，比如第二地点21号墓位于墓主腹部的兽面牌饰，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二地点一号冢M26出土的双形佩位于墓主的腹部。三是在敛葬时有意将玉器放置在墓主人的身体上、下或四周等特定的部位，比如第二地点21号墓中的玉璧等，应为特意摆放的。四是墓主手中抓握的器物，比如牛河梁第五地点中心大墓出土的两件玉龟位于墓主左右手的位置。第三，通过发掘出土的玉器，可认识红山文化晚期的葬俗特点。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大都出自墓葬，属于墓葬中的随葬品。并且，玉器是主要的随葬品，少见随葬陶器和石器的现象，“惟玉为葬”成为红山文化葬俗的一个重要的特征。⑦第四，通过出土玉器可推断墓主的身份，了解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发展状况。就玉器的使用者即墓主人的身份而言，他们应是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祭司，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特殊的阶层。⑧由于他们生前从事的祭祀活动的内容不同，有分工等级差别，所以在他们死后所随葬的玉器的种类和数量也不尽相同。墓葬所在的位置、墓葬形制的大小及随葬玉器的多少都代表墓主人生前财富的多寡和社会地位的高低。由此可见，在红山文化晚期已形成规范的祭祀礼仪、严格的制玉和用玉制度。第五，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成为红山文化研究、进行玉器鉴定的标准器。在红山文化玉器被确定之前，海内外已有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进行收藏。早在乾隆时期，红山文化玉器就有著录，当时将其视为古玉进行收藏。在英国、法国、美国的博物馆及国内的辽宁省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旅顺博物馆等藏有玉猪龙、玉箍形器、勾云形器等，其年代均定在商周或更晚。直到到20世纪80年代，牛河梁遗址发掘后，不仅在有明确层位关系的积石冢石棺墓中出土了玉器，而且玉器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明确，至此，红山文化玉器“一锤定音”。⑨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作为红山文化研究、玉器鉴定的标准器，从此，红山文化玉器被纳入红山文化特定的地理气候环境及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红山文化玉器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有了进一步扩展，进入21世纪后，研究进入更深的层次。在这个过程中，牛河梁遗址及出土的玉器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正确理解和认识这些玉器的特点及重要性，以此作为主要的教学资源，使学生对红山文化晚期玉文化的内涵有客观、全面、深刻的认识。
此外，在已发表的征集、采集的红山文化玉器资料中，有明确出土地点的玉器可作为重要的资料加以应用。比如，在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采集、征集的玉器有一百多件，⑩主要有玉猪龙、玉、玉鸟、玉鱼、玉蚕、三联璧、勾云形器、玉管、兽形器、勾形器、玉斧、玉纺瓜、玉坠饰等，玉器的种类和造型风格与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有共性特点，这是目前在西拉沐伦河以北发现的规模较大、出土文物较丰富的一处红山文化遗址。从中可以看到，在红山文化时期尚玉、用玉是重要的社会现象。其他的海内外博物馆及个人收藏的红山文化玉器传世品也可作为参考。
出版的各种玉器图录通过彩色图片、附带说明性文字资料的形式对玉器进行介绍。这类资料，可弥补考古发掘简报色图片资料不足的缺陷。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图片资料，不仅使学生对玉器的玉料、形制、纹饰、工艺特点有初步的了解，同时借助这类资料进行教学，可从不同的视角对红山文化玉器及特点进行深入的解读。
已发表的红山文化玉器图录著作较多，在此仅举两例进行探讨。比如，于建设主编的《红山玉器》，11 收录了赤峰市各旗县发掘出土、征集、采集的红山文化玉器，以玉器图片、线图加文字说明的形式对敖汉旗、巴林左旗、阿鲁科尔沁旗、喀喇沁旗、松山区、克什克腾旗、林西县及赤峰市博物馆馆藏品等进行了介绍。玉器以采集和征集的为主，主要有动物形器玉猪龙、玉鸟、玉、玉龟、玉鱼、玉蚕等，仿工具类有玉斧、玉纺瓜、勾形器等，装饰类有玉环、玉镯、玉珠等，特殊类有玉箍形器、玉璧、勾云形玉器等，人物类有玉人面饰等。运用书中的资料进行教学，可使学生了解玉器是红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出土的玉器与牛河梁遗址中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在种类、工艺、造型等方面有共性特点。所不同的是，由于多数是征集、采集的，其使用的方法不十分明确。郭大顺、洪殿旭主编的《红山文化玉器鉴赏》一书，12 收录的红山文化玉器有辽宁、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等地考古所和博物馆的玉器标本及海外博物馆珍藏的玉器，共计191件，玉器来源包括考古发掘、征集、采集。其中考古发掘的器物以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为主，同时还介绍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及商代、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图片清晰，文字资料详实，用中英文两种文字介绍玉器的来源、现收藏地点、器物的特征和研究情况等，以该书作为参考资料进行教学，不仅使学生认识红山文化玉器的种类、形制特点，还可了解玉器的源流，拓展了认识的领域。
博物馆展出的玉器是教学实习观摩的重要教具。红山文化玉器实物资料主要包括考古发掘、征集采集及个人的收藏品等，它们多珍藏在国内的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等机构。比如国内博物馆有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省博物馆、赤峰市博物馆、赤峰巴林右旗博物馆、赤峰敖汉旗博物馆、辽宁旅顺博物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等等。这些馆藏玉器通过发掘报告、调查报告或研究论文等形式对外进行介绍，但绝大多数不对外公开展出，只有少数玉器在展厅展示。从教学的角度看，通过参观博物馆的展品，学生可直接观察到红山文化玉器的玉材、造型、工艺特点，是直观、形象、珍贵的教学资料。
比如，辽宁省博物馆展出的红山文化玉器主要以牛河梁遗址发掘出土的器物为主，精选典型器向社会各界进行展示。赤峰市博物馆也选择了采集和征集的典型器，比如玉龙、玉箍形器、玉勾云形器等，使社会各界包括考古专业的师生都有机会看到这些器物的真实面貌。可从器物的玉质、造型、工艺、纹饰、沁色等方面观察其细部特征，对器物外在形制形成直观、形象的认识。以出土玉器为标准器进行学习，可提高学生对红山文化玉器的鉴别能力。掌握玉器的基本特征，具备基本的鉴赏能力，是考古专业学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教学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博物馆展出的红山文化玉器是教学的重要的资源，博物馆也成为考古专业进行教学的第二课堂。
已公开发表的有关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论文、专著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包括红山文化玉器使用的玉料、玉器的种类、造型与审美、玉器的起源、玉器的使用功能、玉器与礼制、宗教的关系、典型遗址和墓葬出土玉器的特点、典型玉器的特点及文化内涵、红山文化玉器的源流及历史地位、红山文化玉器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玉器的关系，等等。13 利用这些资料进行教学，不仅使学生认识红山文化玉器的外在形制特点、深刻的文化内涵，了解当前红山文化玉器研究的动态，同时也是学生学习玉文化研究方法的重要资料。
利用这些研究成果作为教学资源进行教学， 使学生对红山文化玉器有初步的认识。比如，就玉器种类来说，红山文化玉器依据题材和使用功能分为动物形器、仿工具类、人物类、装饰类、特殊类等，玉器使用的玉料以岫岩玉为主，其次为绿松石。红山文化玉器雕琢工艺多样，技术娴熟。玉器有圆雕、片雕两种类型，圆雕玉器以动物形、人物形、工具形为主，有玉猪龙、双猪首璜、玉鸟、玉、玉鱼、玉龟、玉蚕、玉人、玉斧、玉钺、玉棒形器、钩形器、玉纺瓜等，片雕玉器有玉璧、双联璧、勾云形器、带齿类兽面形器等。在雕琢工艺方面，琢玉工匠已熟练掌握了玉料的开片切割、玉器的透雕镂空、钻孔、掏膛、阴刻直线和弧线、施瓦沟纹、器物表抛光等不同的技法。红山文化玉器内涵丰富，为我们认识、了解红山文化时期的、丧葬习俗及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玉器中的玉龙、玉凤、玉鸟、玉龟、玉鱼等是当时的产物；同时，这些玉器也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是原始农业与渔猎经济并存，动物形玉器的题材与当时的渔猎经济密切相关。
通过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可以看到，“唯玉为葬”是红山文化晚期葬俗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大型石棺墓多位于积石冢的中心部位，圹穴和石棺较大且深，出土玉器的数量和种类明显多于小型墓葬，玉器造型生动、质地精良，比较典型的墓葬如牛河梁第五地点1号积石冢中心大墓、第十六地点4号墓、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它们均属高级墓葬，墓地经过精心选址。墓葬中的墓主人应是主持各种祭祀活动的祭司（或称巫、觋）。在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出土的玉人应为巫（祭司）的形象。据此可以推断，在红山文化晚期已有规范的祭祀礼仪、严格的制玉和用玉制度，这一制度是中国最早的礼仪文化体系。14 玉礼制初步形成，说明西辽河流域已出现文明的曙光。此外，通过红山文化玉器与其他考古学文化出土玉器进行比较研究，比如与玉凌家滩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比较，可知中国新石器时代玉文化发展的共性、个性特点及它们之间的联系。
通过近三十年的研究和探讨，使我们对红山文化玉器的种类、特点及历史地位等有了一定的认识，但红山文化早期玉器的使用情况还不清楚，部分玉器的造型题材及使用功能等还没有明确的认识，比如玉箍形器、勾云形器、带齿类兽面形器等就属此类。以玉箍形器为例，牛河梁遗址中出土的箍形器在墓葬中摆放的位置不同，有的位于墓主的胸部，有的位于头部，对它的使用功能出现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宗教祭祀的礼器，具有贯通天地之意，或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有的认为是束发器；还有的认为是铲东西的或撮东西的工具等。可见，对红山文化玉器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还需考古工作者做大量的工作，发现更多、更新的考古资料。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关注学术研究动态，结合教学内容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与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相结合，指导学生按照考古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学习和探讨，对于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是十分有益的。尤其是针对这些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要启发学生思考，鼓励他们进行探索、研究，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们在学习、探究的过程中，掌握玉器、玉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
总之，在红山文化玉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认识、合理开发各种教学资源，采取文字资料、图片资料、实物资料相结合的方式等进行教学，不仅使学生对红山文化玉器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同时在学科基础知识、学习能力、专业素质等方面得到训练，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圆满完成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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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崔岩勤.红山文化玉器教学资源探析.赤峰学院学报，2012（5）.
②李恭笃.辽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86（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8）；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8）；魏凡.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三地点积石冢石棺墓.辽海文物学刊，1994（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积石冢中心大墓（M1）发掘简报.文物，1997（8）；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源市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1998年～1999年度的发掘.考古，2001（8）；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红山文化积石冢中心大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10）；王来柱.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出土玉人、玉凤及相关问题.中国文物报，2005-4-29（第七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二地点一号冢石棺墓的发掘.文物，2008（10）.
③吕学明.牛河梁报告编写中的几点认识.中国玉文化传统与文明社会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0.
④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8）.
⑤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积石冢中心大墓（M1）发掘简报.文物，1997（8）.
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红山文化积石冢中心大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10）.
⑦郭大顺.红山文化的“惟玉为葬”与辽河文明起源特征再认识.文物，1997（8）.
⑧刘国祥.牛河梁玉器初步研究.文物，2000（6）.
⑨员雪梅.红山文化玉器研究评述.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红山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郭大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7.
⑩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考古，1987（6）.
11 于建设.红山玉器.远方出版社，2004.
12 郭大顺，洪殿旭.红山文化玉器鉴赏.文物出版社，2010.
红山文化篇9
有关这种器物的用途一些学者已进行过研究，吉向前先生在《中国文物报》2000年12月24日3版发表了《红山文化的斜口器是盛放器不是撮楼工具》一文（以下称《吉文》）。《吉文》从斜口器的分类、功能、源流进行了考证，同时还把斜口器与马蹄形玉箍之斜口进行了对比，但是《吉文》所持观点及举证分析所得的结论，笔者不能苟同。另外，目前所流行的：“斜口器是一种撮搂工具的观点，或是一种专门保存火种的容器、或是用作取暖的火盆、或是人们漂洗食物用的澄滤器、或是取水用的大水瓢”等诸说法，笔者通过对红山文化所发表的相关资料的研究，认为所有这些说法都不能成立。故撰此短文，略陈己见。
一、斜口器的形制、用途、命名
如果把红山文化中的斜口器分为“有板耳”、和“没有板耳”两类，我们就会发现“有板耳的斜口器”一般器形较大，“没有板耳的斜口器”通常器形较小。很清楚，没有板耳的小型斜口器适合单手操作，有板耳的大型斜口器必须双手操作。无论有无板耳、但有鸡冠耳的斜口器更适合双手端握。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斜口器经复原，口径约52.8、底径12.8、通高约52.4厘米。北台子遗址出土的斜口器底径13.2厘米，口径与通高当与牛河梁遗址出土的斜口器差不多。《吉文》云：“牛河梁遗址和北台子遗址出土的斜口器，皆为夹砂陶质，形体硕大，斜口外敞十分厉害，斜口最高处与最低处两者的高差在45厘米左右，如果用它来撮取灶坑中的灰烬等，稍微碰撞就会损坏”。并言：拿斜口器实物模拟撮取动作，因“它的口太大、太敞，身极长又很重，根本不敢用力前后移动，小心翼翼地用力托着才能保证不失手，更不用说大幅度高强度的撮搂动作了。”故吉先生认为：用斜口器作撮搂杂物工具达不到省力快捷的目的，它主要是作为盛放器使用的。
在这里笔者强调一点，虽然斜口器形似撮子，但它并不是作为撮搂杂物的撮子来使用的，它只所以口敞如撮，完全是为取火、载火、传火方便而设计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考古发现所揭示的事实是：它常常出现在火塘旁，或闲置在房屋的角落，它与火所结的不解之缘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四棱山遗址出土的斜口器，敞口、斜壁、小平底，口沿呈慢坡状。口沿下有一圈指甲纹和两个对称的鸡冠耳，器表施横行弧线加篦点纹，底部有编织纹。口径约24、底径10.4、高约17厘米。这种器形在新乐遗址也发现过，比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要小。鸡冠耳在这种器物上的出现，说明它在使用过程中可以供人双手端握。所以说其用途不可能有第二种解释，它只能用于取火、载火、传火。如果是用于打扫灰烬、撮搂杂物，按照当时的生产技术，编织一种竹编、或草编、或藤编的“撮形器”完全可以，根本没有必要去烧造一种即笨重又易碎的陶器去作撮子。
“红山人”选用陶质斜口器取火、载火、传火的另一个原因是陶质不仅保温，而且隔热，用时或抓、或握都不烧手。可以想象，原始的“红山人”从一个火塘中（或者专用的火种堆）取火，其过程应该是先将斜口器对准火塘灶口底部放下（或者将斜口器对准正在燃烧的火堆，也有可能是燃后未灭的柴灰堆，或者是公共保存的火种堆），取火者左手推掌住斜口器的小板耳，有可能是撮取火种，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取火者右手用火棍从火塘中（或正在燃烧的火堆、或燃后未灭的柴灰堆中、公共火种堆）将火种拨进斜口器，如果斜口器口面过小，就不利于火种的拨进和撮取。此时，人们在拨进撮取火种过程中，往往会把火炭连柴带灰一起撮进、或拨进斜口器，假若是火塘或火堆正在燃烧时取火，就更有可能在拨进火种时迸出很多正在燃烧的柴炭渣，斜口器开敞如撮的嘴子和伸长的舌头正好吃掉它，这就是斜口器为什么口斜、为什么口敞的原因。
诚然，当人们双手端握着带有一对鸡冠耳的斜口器(有些无耳)将火种运载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其传接火种时还存在着一个“拨火”过程。不过，这时火种是从斜口器中向未点燃的火塘中拨进，此时的斜口器中不仅仅有火种，而且还有取火时带进来的柴灰渣，如何将有用的火种拨进火塘，将无用的柴灰渣筛选出来，斜口器宽敞的口面就成了拨选火种的“前沿”，也可以称作“簸箕舌头”，这样就为筛选火种带来了方便。筛选火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端起斜口器进行摇簸，或者拿火棍来回拨刨，所以说它是一种获取火种、承载火种、筛选火种的专用工具。不是打扫灰烬用的撮子，不是火盆、不是澄滤器、也不是大水瓢，更不是《吉文》中所描述的，是存放较短棍棒、骨质鱼漂、木质陶拍、纺轮、网坠之类的盛器。正因如此，所以人们在操作使用它的过程中，根本不可能使用大幅度、高强度的动作，一切都是在小心翼翼的情况下进行。若给其定名，笔者认为称其为“火簸箕”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此器不仅有簸箕之形，而且在功能方面行簸箕之实。
二、“火簸箕”产生的历史条件及背景
人类用火已有一百多万年到二百万年以上的历史。目前，在红山文化分布的主要区域辽宁省朝阳地区所发现的喀左县水泉乡鸽子洞遗址，曾出土距今10万年前的人类牙齿化石、和动物化石、以及打制石器和灰烬层，说明在十万年前，“鸽子洞人”已从事狩猎并用火熟食。距今四、五万年前，朝阳大地上出现的与现代人体特征相似的原始新人——“建平人”，应该说是“鸽子洞人”的后裔，“红山人”应该是“建平人”的后裔。但是“鸽子洞人”所用火种也是来自对自然火种的保存。我们通常所说的“钻木取火”，即便是到了“建平人”生活的年代也未出现。“红山人”的取火水平到底有多高，现在我们无以验证。但从《周礼·司爟》有“更火、变火”，《论语·阳货》有“钻燧改火，期可已矣”记载情形来看，距今五千年前的“红山人”，其取火水平还不可能太高，其保存火种的方法还只能说是“鸽子洞人”的继续。汉代学者马融其所著的《三传异同说》中注“改火”：“《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也。”为什么四季钻木取火，要选择不同的木材，这是古人在长期的取火实践中总结发现的。
相关资料表明：五千年前，红山文化分布的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吉林西北部地域范围之内，所生长的适合做取火材料的常见树种仅有榆、柳、杏三种，也就是说，到每年农历六月（季夏）以后，生活在红山文化区域范围内的原始部落，都要为取火找不到合适的木料而发愁，保留火种就提到了“红山人”的议事日程上来。《周礼》、《论语》所记是距今两、三千年前的情形，由此推断：“红山人”虽然已掌握了钻木取火的本领，但因季节变化，他们春、夏常用的榆、柳、杏三种取火木料，在秋季以后使用时往往因取火困难、或取不出火来。这时，他们就不得不采用古老的、传统的、保存火种的办法来保存火种。“红山人”每一个聚落里都可能有一个或几个公共“火种堆”，这些“火种堆”都有专人看管。每个家庭在做饭、取暖和聚落集体烧窑时都要从公共“火种堆”提取火种，然后才能点燃自家灶膛和集体的陶窑。当然，这也不排除各家之间就近互引火种的可能，“火簸箕”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它是社会生活实践的产物，是“红山人”的专利产品。无论从形制设计、还是从实际用途角度讲，它都集中体现了“红山人”的聪明和智慧。
三、马蹄形玉箍与“火簸箕”毫无关系
红山文化篇10
[关 键 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蚩尤；牛河梁红山文化；黄帝；联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尊重各民族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为前提的对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文化、社会、自然和国家的认同。在我国，每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都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创造者。每个民族的每个成员都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的权利，同时也承担宪法规定的义务，以及为中华民族未来发展贡献力量的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仅是从政治（即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祖国兴旺发达、实现中国梦）的角度，也是从历史事实角度出发提出的理念。蚩尤是上古时代东夷九黎族部落联盟首领。九黎族部落联盟为南方农耕与渔猎部落，以农耕部落为主，居住在黄河中下游以及长江流域一带，属中国东南地区。红山文化，是位于辽宁西部、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距今五千多年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的以农业文明为主，兼有畜牧、渔猎等多种文明的文化。它以辽河流域中辽河支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多万平方公里，经碳14测定约为公元前4000～前3000年。由于最早（1921年）发现于赤峰红山后，遂于1956年被命名为红山文化。其核心部分为5500年前的牛河梁红山文化，这是中国已知出现最早的文明，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建平县和凌源市交界，因其在牛耳河（或牛儿河、牛录河）旁的山梁上而得名。以女神庙、山台、祭坛和积石冢为内容，独立于居住地之外的自成体系的规模宏大的史前宗教场所，是红山先民祭祀祖先的圣地。“该遗址于1981年发现，1983年正式发掘，目前已经编号的遗址点共16处，遗址核心面积883.14公顷。”[1]属红山文化晚期遗存。蚩尤部落居住地与牛河梁红山文化所在地朝阳虽然相隔甚远，但与牛河梁红山文化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里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蚩尤、黄帝和牛河梁红山文化相联系，从一定角度说明了我国各个民族之间不断相互融合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联系密切。
一、蚩尤凭借超常实力成为与牛河梁红山文化有密切联系的人
蚩尤被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尤其苗族视为祖先并引以为荣。他具备多种优良品质，带领所属氏族部落兴农耕、冶铜铁、制五兵、创百艺、明天道、理教化，使其部族迅速发展强大。
1.蚩尤具有极强的综合能力。他观察事物和动手实践能力极强，牙齿和胃肠功能优良且身体强壮，不畏挫折并善于克服困难。在历史传说中，蚩尤被神话为四目六手、八肱八趾。《述异记》：“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古书《归藏》：“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对蚩尤形象的描述是从现实基础上的一种艺术创作，更多的是对其能力的肯定和贡献的褒奖，说明蚩尤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眼神具有穿透力，观察事物仔细分析问题准确；同时又具有行医看病，扶贫济困，组织协调等多种能力。他牙齿长而坚硬，可食沙石子。（启筮）《述异记》：今有蚩尤齿，长二寸，坚不可碎。“……他们以沙子、石头、铁块为食，……”[2]说明具有优良的身体素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2.蚩尤被视为时代英雄。上古时期人们崇拜有知识、有技术、有智慧的人，往往将这样的人奉为神灵，蚩尤被奉为智力超群的英雄。（1）懂气象。在涿鹿之战中“一开始，蚩尤便施展魔法，腾起满天大雾，笼罩在黄帝军营的上方，使将士们辨不清方向，……”[3] “黄帝差人换来了他的千年应龙，希望它能发水，淹死蚩尤的部众，哪知蚩尤比应龙更厉害，请来了风伯雨师，掀起了一场狂风暴雨，应龙简直没法施展他的本领，倒是黄帝的军队被淹死不少。”[4]这里的“魔法”其实就是蚩尤通过种种迹象预测到有大雾的自然现象，说明他了解气象规律，通过了解、把握和利用自然规律来克敌制胜。（2）懂农耕。蚩尤重视农耕，使其部落逐步富裕，被奉为农神，为中华早期农耕文明的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其形象中脚常被形容为牛蹄，而牛通常与农业乡村密切相连，证明了其部落为农耕部落和以牛为图腾的说法，也说明了蚩尤在农业生产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3）懂冶炼。蚩尤首创青铜冶炼技术，并运用于军事上。在《管子・五行》中管子：“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世本》确认蚩尤首创金属兵器，通常情况先进技术首先使用于军事兵器上。所以，蚩尤部落在兵器制造和使用上在当时应该具有领先水平。
3.蚩尤被封为战神。不管是己方还是敌方都视蚩尤为最能打胜仗的神人。（1）己方战神。蚩尤在部族内部被公认为是机智多谋、勇敢善战的。他闻名遐迩，很多部落慑于蚩尤的威名主动臣服，其部落集团不断壮大，其实力足以和任何部落抗衡。（2）对方战神。蚩尤的对手黄帝也将其尊为战神，“蚩尤死后，四方诸侯还有不安分的，但他们都领教过蚩尤的厉害，于是黄帝便派人画下蚩尤的形象，挂在军队的旗帜上，以威慑天下，天下诸侯看到旗帜后以为蚩尤还没死，归顺黄帝，做了他的部将，这些诸侯摄于蚩尤的神力，都只好偃旗息鼓，臣服于黄帝”。[5]（3）后世战神。秦始皇、汉高祖、宋太宗都将蚩尤作为战神，封“兵主”，以利战事。蚩尤作为战神，早期主要是威慑作用，到后世主要是保护作用，可见，蚩尤精神的影响之大。
正因为蚩尤自身超强的能力，其执掌部落联盟的经济、军事、人口发展迅速，在当时威震四方、所向披靡。所以，蚩尤才主动挑战黄帝部落联盟，其强大的综合实力，是与黄帝共同留名于后世的前提条件，也因为其与黄帝的关系而与牛河梁红山文化发生了联系。
二、牛河梁红山文化从一定角度印证了黄帝部落是农耕游牧兼有的部落联盟，是农耕游牧文化的融合体，从而证明蚩尤与黄帝的涿鹿之战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第一次冲突
蚩尤在涿鹿之战中败于黄帝，主要原因在于黄帝部落联盟是农耕文化和游牧狩猎文化的联合体。而蚩尤的部落联盟是农耕和渔猎部落的联合体。农耕文化在解决人类食物来源的安全稳定、改善居住环境和发展与农耕相关用品方面的优势是不可替代的。而游牧文化在军事征战、形成整体观念、开拓进取方面更具优势。农耕文化的优势因素，致使农耕文化元素在历史长河中，像无数涓涓细流汇聚成厚重的系统文化。游牧文化的优势因素，致使冷兵器时代历史上历次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军事冲突中，都是游牧文化方取得胜利。黄帝是农耕文化的代表，蚩尤也是农耕文化的代表，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却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冲突，原因是黄帝部落联盟中游牧部落占据比重较大，其证据与牛河梁红山文化联系密切。
1.牛河梁红山文化可以证明是黄帝文化。整个红山文化遗址处于塞外高寒地区，历史上长期被历代统治者忽视其历史地位，以为中华民族文化发源地点应该在中原温热地带。事实上，黄帝活动的核心区域主要为现在的辽宁、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一带，这一带在上古时期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那时这里的气候温暖，农牧皆宜。（1）牛河梁红山文化出土大量高品质的玉制品与黄帝文化密切相连。传说黄帝是以玉作兵，根据甲骨文，“黄”字是身上佩带环形玉的人，“帝”是将柴捆架起烧，即柴祭。“‘黄帝’二字合起来，就是身上佩玉、在祭坛旁主持柴祭活动仪式的人。所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主人，多是身上佩玉之人，与黄帝文化应该有一个密切关系。”[6]（2）牛河梁红山文化出土的物件和遗址与黄帝图腾黄帝文化相吻合。据文献记载黄帝的主要图腾为熊、龙、神龟、云和鸟。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先后出土有龙形玉器、泥塑熊的下颚骨、熊掌、双熊首三孔器、玉龟、勾云形玉器、玉鸟等。“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已经确定了蚕神庙和轩辕黄帝遗骨、遗迹和遗物，说明了红山文化确实是轩辕黄帝宣扬和主导的史前文化。”[7]。 “积石家”、圆形祭坛、女神庙是5500年前红山人创造的地表遗存，考古发掘揭示的地表以下，是造型抽象、工艺精湛、形制独特的玉礼器，它们不同于前述任何诸种聚落文化的美术特征(如图061)。然而我们更关心珠子，它们并不缺乏可以比附的意义而且包含同样的工艺难度。所幸红山人不仅制作出了玉礼器，还制作了大量的玉管和玉珠用来穿挂佩戴。虽然他们没有发展出良渚人那种繁复庄严的组合项饰，但是他们可选择的材料似乎更多，而且他们的珠子更具备质朴天成的趣味。红山比较典型的几种珠子形制有管子、扁圆珠、中鼓的珠子、束腰小管和背后有牛鼻穿孔的半球形珠(如图062)，这些形制在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中也都出现过。红山人的珠子一般选料都比较精，青玉是比较常见的玉料，质地更加细腻的黄玉少见一些。如果玉器表面偶尔有阴刻线的，也不是图案化的，而是简单的线条与器物本身的形制配合，表示出一种抽象的形体，而这些形体的内涵是我们今天无法解读的。红山人使用的玉料大多是就近取材，这些玉料为透闪石类，多为青色、微黄、青黄色玉，也能见到白色玉质。由于基葬环境的原因，红山文化的玉珠、玉管经常会带有一些沁色，有些呈局部红色沁，这种沁色在南方的墓葬环境中很难见到(如图063)。
图061 红山文化的绿松石袅形配，红山文化的肖玉有枭，蝉，龟等不同形制，造型有写实和抽象二种手法。这些小玉件一般个体不大，有穿孔，用于个人佩戴，也可能被赋予过具体的文化含义或者宗教内容，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062 红山文化的半球形珠，1982年巴林右旗巴彦汉苏木那日斯台红山文化遗址出土，共68枚，珠子呈半球形或扣形，最大直径2.48厘米，最小直径1.36厘米，预支细腻光洁，黄色，半透明，现藏巴林右旗博物馆。
图063红山文化的鼓形玉珠。玉珠高4.2厘米，直径39厘米，孔径0.9厘米，玉淡黄色，质地细膩温润，有枣红色沁斑，半透明。早年内蒙古赤峰市内出土。仔细观察这些出土实物的打孔，大多是孔道内壁十分光亮，似乎经过耐心的抛光，这种光亮的孔道最初是因为速度很慢的研磨式的手工钻孔造成的，而后来人们长期的穿戴则相当于为珠子的孔壁不停地拋光;有些孔口呈“锁形”，这也是长期穿戴造成的痕迹。赤峰博物馆藏。
与兴隆洼人样，红山人喜欢并擅长制作管子(如图064)。在硬度超过摩氏6度的透闪石玉料上打一个长度超过3厘米的孔并非易事，但是红山人完全能够驾驭这种难度很高的工艺。先民对管子形制的偏爱也许来源于早期佩戴天然骨管的习惯。利用天然骨管制作珠子，直到战国时期的西南边地民族还有这样的习惯，他们对装饰的喜爱和审美没有程式化的模式，任何他们觉得好看、可以穿系的东西都可以用来装饰佩戴。当先民们能够利用工具给坚硬的美石打孔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按照骨管的形状来制作他们的珠子。仿佛是为了炫耀和比赛自己打孔的技艺和耐心，他们制作的管子有些长度可观，表面抛光细腻，即使今天掌握了代科技的人们看了也为之叹服。
图064红山文化的玉管。管子长3-4厘米，直径1.5厘米左右。黄玉和青玉，玉质温润，局部有红褐色，半透明，硬度高。有些管子两端斜ロ，是为了使一定数量的管子穿系在一起时有转弯的角度，悬挂时管于跟管子之间合缝美观。这种管子两端做出一定钟度的办法在后来的般墟、三星堆文化遠址和汉代的云南、东南亚的东山文化中也能见到。辽宁省博物馆藏。
红山的玉管除直管外，还有多节状管，这种长管子有些个体很大，表面呈起伏的回凸节状，制作工艺相对较难。这种管子应该不是用来佩戴而很可能是用于祭祀的礼器，只是我们已经无法了解这种多节状的形制本身所代表的意义。直管的表面工艺虽然不复杂，但是红山人仍然对管子佩戴时的效果作了周密的设计，比如有些管子的两端故意做成一定角度的斜口状，这种斜度是为了使一定数量的管子穿系在一起时有转弯的角度，悬挂时管子跟管子之间合缝美观。先民们在实践中总是能总结出一些为后世经久传送的规律和技巧来，这种在管子两端做出一定斜度的办法在后来的殷墟、三星堆文化遗址和汉代的云南、东南亚的东山文化中也能见到。
除透闪石玉珠外，红山人也用巴林石、煤精等硬度不太高的材质制作珠子和各种小坠饰(如图065)。这几种地域性很强的软质石料成了这一北方地带的装饰品传统，直到后来的夏家店文化和中古时代的辽金人一直都在使用这些材料制作珠子。我们在兴隆洼一节说过，这些多样选择得益于这一地域丰富的原料储藏之利。
图065红山文化的巴林石東腰形珠和管子。珠子高1.8厘米。管子高3厘米。巴林石是辽宁地区特有的石材，硬度低，切割、钻孔和抛光相对容易。明清两代曾大量用于印章的雕刻，优质的巴林石无论色彩还是质地都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私人收藏，由戴炜先生提供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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